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似乎更符合前面所讨论的滞胀的特点，导致这种滞胀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高投资导致了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自发的市场将使企业破产而降低资产值和调节收入分配，当然随着银行的倒闭也存在使货币金融体系破产的危险，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则是通过进一步提高资产值而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导致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前面所提到的滞胀问题。可以说，只要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上述问题就会出现。从经验上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

1997年所产生的严重经济衰退来自于1991～1995年以来的高投资和高增长，这些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从而使资产值成倍增加而造成企业的折旧与利息成本上升，而工资在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使企业按这种成本定价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收入而造成需求不足。例如，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的建筑成本一直稳定在700元左右，而住房的价格却由于地价上涨成倍增加，假设建筑成本为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人用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自从1997年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以来，过高的资产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如从199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大幅度攀升，使收入分配严重向富人倾斜，如房地产和股票的收益成为富人的资产收入，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超过25%，在GDP增长8%的条件下当然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增长率远低于8%，加之出口的增长率也在25%左右，而出口产品主要是基本消费品，这就使国内基本消费品部门进一步萎缩。本来目前这些基本消费品，包括住房和汽车，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而完全不受资源约束，而在当前我国60%的农村居民和很大部分城市居民没有消费到这些产品的情况下，基本消费品生产在GDP中的比重甚至绝对量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带动的房地产和高科技却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即房地产和高科技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流入富人的口袋，富人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部门的需求，形成这些部门的利润，而商业银行则又根据利润原则向这些部门贷款，形成其更高的收入，自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和高科技部门，如房地产按揭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20%，这些贷款大部分成为富人的收入，由此造成近年来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带有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可能使上述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当前的物价上涨只是猪肉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这当然是大好事，因为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改善有效需求，但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胀会进一步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则会使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升，使穷人更买不起基本消费品而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目前的城市住房价格飞涨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

按照上述分析，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种滞胀，这种滞胀来自于资产值过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或向富人倾斜，由此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并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把更多的收入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因此造成资产值的上升和价格的上涨，这种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导致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扭曲。这里的传导机制或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在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投资与产业结构受到富人需求的制约，由富人消费和投资决定的房地产和“高科技”需求旺盛，商业银行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把信贷投入这些部门，由此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资产值的上升而引起的成本上涨，当资产值的上升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而资产收入的比重则上升，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至难以承受。同时这种通货膨胀将严重加剧金融风险，引起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使这种高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提到的是，在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假设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当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时，财产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则会继续下降，同时，房地产、金融、高科技及公务员的工资却大幅度增长，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恶化，这正是当前我国经济中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2007年我国名义GDP增长率超过16%的稳定状态之后，通货膨胀率开始大幅度攀升，这种通货膨胀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率的大幅度上升，如农民工的工资在2007年提高了20%以上。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在2008年上半年采用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使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在迅速下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9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为负值。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经济从2003年复苏到2007年的经济高涨，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已经使总产值急剧上升，这已经突出地反映在房地产领域的价格成倍上涨上，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大幅度上升，名义GDP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必然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从盈利转为亏损。

随着政府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1季度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使名义GDP的增长率迅速回升，到2009年4季度，名义GDP增长率已经接近12%。大规模的投资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由于前期的经济衰退而使失业率（农民工返乡）提高，工资率难以提高，这使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股票市值从2009年初1600点（上证指数）的8万亿到年中3400点时接近25万亿，富人的财产收入成倍上升。这种总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和收入分配中财产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价格的急速攀升上。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不仅刺激了富人的购房需求，而且使商业银行通过住房按揭大量增加信贷投放，这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房地产的信贷增加和房价上涨使富人的财富增加，进而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构成了货币在富人圈中的循环，增加的货币供给更多地形成富人的收入，产业结构被扭曲。就业的增加更加依赖于出口和富人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消费增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劳动服务业的发展，在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并不是真正的“服务”，而带有“仆人”的性质，目前超过全部就业量25%的劳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是除农业外最低的，主要是为城市居民中的高收入阶层提供服务，他们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劳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www.daowen.com)

正是这种严重的结构问题构成了当前政府宏观调控的两难选择，即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将导致这种结构扭曲问题更为严重，而一旦采用紧缩性政策则会产生经济衰退。2010年1季度，政府针对CPI的快速恢复到接近3%，把宏观调控的重心转向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上，这也是采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在两会期间，这种经济中的结构扭曲问题通过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突出地表现出来。对于CPI的上升或通货膨胀似乎是不必过分担忧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还低于16%的稳定状态而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就目前的就业状况来讲还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工资率尚没有提高，从而不会引起主要表示工资品价格的CPI大幅度上升。但这种由房地产价格飙升所表现出的结构问题，使政府不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向高房价宣战。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条件下，紧缩货币和信贷必然会引起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如果把握的尺度不当就可能引起经济衰退。这正是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滞胀的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保持稳定的增长率基础上，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对于稳定的增长率，基于经济复苏的考虑，名义GDP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4%以上，比如11%的实际GDP增长率和3%的通货膨胀率，与之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显然是适度宽松的，应当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20%，为了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可以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控制在23%左右。

当前我国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保持较高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意义就在于加速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上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把农村人口降低到20%以下。而我国经过30年的高增长，农村人口依然在50%左右，严重地妨碍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工资率的提高。同时也只有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才能有效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实际上只有在城市中才能享有现代科技创造的医疗、教育和消费品，如前面所表明的，这些产品的生产根本不受资源约束，可以在短期内无限供给，重要的是有效需求问题。目前要大力发展住房和基本消费品行业（而不是所谓的高科技），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需求水平，通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最终使劳动力转移与市场需求形成良性发展和循环，从根本上改变富人的高收入与高档消费品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有赖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财政投资要优先用于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安置，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是极为重要的。在当前遏制高房价的基础上，必须尽快提高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供给，不仅使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有房住，更要为农民工提供住房，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急需尽快遏制房地产交易量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局面，可以考虑加大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补贴。稳妥地解决当前房地产领域的问题是宏观调控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复杂局面的条件下，更需要充分的理论争论和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1] [2]}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

【注释】

[1]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对于表示生产的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理论来讲，这种加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把各种不同产品的价格加在一起作为总量的GDP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原理， 相对价格是由要素的稀缺性和人们的偏好所决定的，试问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能表示什么呢？当人们的偏好和资源条件变化时，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