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分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导致的价格变动。在讨论经济波动所引起的价格变动之前，需要表明通货膨胀的含义。我们通常所讲的通货膨胀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上升，在物价指数的统计中，还有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指数（PPI），以及表示资产值变动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显然，这些指数的存在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单一的价格指数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这些指数的变动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CPI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所反映的是基本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从影响价格变动的需求角度讲，消费支出的增长将引起CPI的上升，而影响消费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总量的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由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非工资收入的利息和利润的消费倾向，从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将使消费支出增加。从成本变动的角度考虑对CPI的影响，由于基本消费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资率的上升是引起消费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PPI则反映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PPI的波动主要是由投资的变动影响的，即在经济高涨时期，投资的上升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投资的减少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下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投资密切相关，投资的增加使资产价格上升，同时，资产价格的提高作为产品的成本将促使CPI和PPI上升。

根据经济周期的经验，当经济复苏和投资开始增长时，投资的增加会带动生产资料的价格（PPI）上升，资产价格也开始上升，而消费者价格只是缓慢上升，随着经济从复苏到高涨阶段，投资的大量增加使就业增加，从而使消费品部门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率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促使CPI的上升加速，即出现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接近经济周期中高涨的顶点，因为工资的上升会使企业的利润下降而使经济逐渐转入衰退。

这种经济周期高涨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伴随着就业的增加和工资率的提高，如我国1991～1996年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就业大量增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而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但这种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和资产值的大幅度提高，必然预示着经济衰退，我国1997～2000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就是前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从2003年开始复苏和进入上升阶段，2003～2006年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远高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从2006年开始，伴随着工资率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率的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CPI）开始了大幅度的上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加快。显然，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罪恶，而是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的一种反映，似乎是工资率上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通货膨胀也意味着“经济过热”，是经济转入衰退的信号。但经济衰退也是经济运行的常态，通过企业的破产降低资产值并减少富人的财富，保持收入分配的平衡。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却阻止了企业的破产，使过高的资产值进一步提高，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富人倾斜，由此会产生另一种通货膨胀“滞胀”。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一个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中，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将决定稳定的名义GDP，但并不意味着存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作为价格水平中的消费者价格（CPI）是反映基本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或主要由工人的工资所购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这种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工资的增长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例如，我国从1980～2007年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6%，如果工资在GDP中的比率不变，随着工资率的上升，消费品的价格水平CPI必然上升，举一个例子，2007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增长了18%，作为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当然会相应提高，从而引起物价水平（CPI）的上升。(www.daowen.com)

我国经济从1980～2007年的平均16%的增长率如果能够作为一种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平均的通货膨胀率（CPI）约为7%，对比日本高增长时期1970～1990年平均16%的名义GDP增长率，其平均的通货膨胀率（CPI）也是在8%左右，这当然不是巧合，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0%时，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显然，按照前面的分析，当一国的稳定状态增长率越高而使平均的工资增长率越快，则通货膨胀率越高。由此似乎可以解释我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有相同的储蓄率和名义GDP增长率，但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却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工资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增长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

决定名义GDP中通货膨胀的比率的另一个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所决定的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为目前我国CPI中农产品价格的权重是很高的。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由此产生对农产品和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虽然农民工所消费的农产品并不比以前更多，但他们是在城市中用工资收入来购买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必然的。相对于日本和韩国，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是较低的，因为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远慢于日本和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随着我国农村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是必然的。

根据日本和韩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时期的经验，其通货膨胀率要超过10%，这种通货膨胀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单就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工资率的提高将提高我国的有效需求，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我国1991～1996年的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时期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从1993年的近3倍下降到1996年的2.5倍，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是1980年以来最快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经济周期，这种通货膨胀带有相对价格调整的意义，比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农产品价格（及劳务）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是必然的，也是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

因此，如果通货膨胀带有这种经济周期的性质，应对这种通货膨胀首先要考虑经济波动，判断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通货膨胀率。根据我国1980～2007年16%的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控制在16%左右。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上，除了控制投资和工资率的增长外，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破产兼并降低资产值。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重要的不是工资率和价格水平的上升，而是近年来我国资产值的大幅度攀升，这种资产值的上升将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