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分析的方法，即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这种分析方法把由货币交易所决定的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GDP由表示实物产出的生产函数所决定，货币只决定价格水平，在讨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时先采用实际GDP指标，然后再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并把货币政策联系到稳定物价水平。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由于GDP和其他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所表示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而GDP作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根本就不表示任何实物，也不可能存在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讨论中的突出表现是确定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目标为8%，并按照国际警戒线把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确定为3%。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两难处境的一个理论教条。

中国经济学家按照这种实际GDP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统计数据得到，我国198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9%，考虑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通货膨胀率将产生的经验，自1997年以来一直以8%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个8%大有按照美国经济学教科书把美国的潜在生产能力3%增长率的样式写进中国教科书的趋势（我国许多教科书已经这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悲哀，因为美国长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是3%，而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却搬用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这种概念的失之毫厘却使之与实际差之千里。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名义GDP是由货币交易值所决定的，采用货币数量恒等式则有：MV=GDP，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这样，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或生产函数完全无关，只是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3%，是由其货币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所决定的，那么中国的名义GDP 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当然要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和保持其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这里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在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M2是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统计的，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存款将转变为贷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在全部储蓄中划分为银行存款和其他项（如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当储蓄率决定时，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将被决定。由此可以推论出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稳定的银行存款和其他项的比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是经济稳定的条件，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将导致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过度赢利与破产的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波动和失业。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即可以说明储蓄率与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储蓄中银行存款的比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根据经验资料，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与其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了2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也超过了20%，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储蓄率都超过30%，名义GDP增长率也都超过2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时表明，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0%时，名义GDP增长率将超过15%。

上述理论和经验似乎可以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给出很好的解释，我们前面也是采用MV=PY的货币交易方程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这里存在着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产出Y和由货币数量M所决定的价格水平P。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种货币与实物截然分开的“两分法”上，在现实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同质的产出，现实中构成GDP的各种异质品是根本不能加总的，也根本不存在把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不同技术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可能性。GDP和用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然后通过加价卖出而获取利润。国民收入核算中统计的资本只是货币的储蓄和投资，利润则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采用经济学家熟知的美国长期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长期是不变的，储蓄率或资本积累是不变的，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利润率是稳定的。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只是货币值，来自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或货币金融体系。这种稳定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最简单的说明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如果货币供应量是任意的，人们之间在微观生产领域所进行的激烈竞争将毫无意义或根本无法进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由此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危机。

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可以用收入支出模型来说明，即W+d+r+π=C+I=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时，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 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

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正是这种稳定状态的短期调整过程，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和利润提高，从而引起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资产值的增加也使商业银行增加货币供给，从而使稳定状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种比例失调的重要特征是资产值对GDP的比例过高，这使资本存量与GDP中的利润之比提高而使利润率下降，在此条件下如要保持稳定的利润率则需要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更快增长，这显然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这会使资产值更快上升。资产值过高来自于投资的过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金融资产的膨胀，因为人们把资产值提高的部分计入利润，但却使资产值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旦由于利润下降而使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经济将步入衰退。经济衰退即是通过企业的破产降低资产值和通过银行破产降低货币供应量，使其恢复到稳定状态。

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所引起的资产值过高的比例失调，2000年出现的经济衰退就是这种周期的调整，但美国政府所采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却使资产值不仅没有大幅度下降，反而在低利率和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下继续提高。房地产领域的次贷虽然增加了货币供给和资产值，但次贷并不足以酿成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的金融资产膨胀，它使过高的资产值通过资产炒作依然可以获得高收益。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其一是资产值过高，美国长期的资本对收入（GDP）的比率稳定在3倍左右，而就目前美国13万亿美元的GDP而言，其资产值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已经超过了60 万亿。其二是美国200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大幅度下降，表明更多的货币被用于金融领域，从而创造出更高的资产值。金融危机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从而引发商业银行抵押品的贬值而产生大量坏账，商业银行的信贷收缩将导致严重的信用危机。

上述分析对于说明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和稳定状态的增长率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国1980～2008年，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为16%，按照现在的统计，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9%，通货膨胀率约为7%，这种名义GDP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平均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约为20%。这种平均的GDP增长率如果作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其意义在于，经济周期将围绕这个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波动，当名义GDP 增长率等于16%时，企业将获得正常的利润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16%，将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和失业。对于20%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决定是容易说明的，1980～2008年，我国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按照30%的储蓄率计算，如果其中的60%为银行存款（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即为18%。这种稳定状态一旦形成，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内生的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围绕这个稳定状态波动，从而引发名义GDP的波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和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经济的货币化和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名义GDP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来表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www.daowen.com)

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的名义GDP增长为，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 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包含了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不想一想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得以取得高速增长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已经禁止了人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罪恶。

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和格林斯潘20世纪90年代把美国经济控制在3%的经验套用在中国，制定了以8%为基础的稳定的GDP增长率，2003年经济复苏之后就以8%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这却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按照教科书，完全从实际GDP增长率来分析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而仅仅从经验角度看，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只是美国从1850～1950年通货膨胀率为零才使名义GDP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取决于特定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中国从1980～2005年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左右，但名义GDP增长率则为16%，而决定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或中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名义GDP增长率，而1997年达到的8%只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低点。当然，这个8%还参考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8%，但这种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考虑亚洲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方法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实际GDP增长率。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并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元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元对1美元上升到最高的70日元对1美元，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真的像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他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绝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中，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的划分，我们需要从名义GDP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于当前我国所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货币化的阶段，在防止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16%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说明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波动是极端重要的，最简单的事实是，1997～2000年，虽然实际GDP的增长率达到了8%，但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超过了30%。2008年和200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超过8%，但显然是一种经济衰退，到2009年初，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了2000万人。

经济学家把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目标论证为8%，并按照西方国家通行的标准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这将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危害。在经历了1997年后的经济衰退，我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复苏，到2007年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了18%，2007年第4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7%，这当然预示着经济过热和需要采取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当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率的控制指标定为4%以下，从而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限制银行贷款，这使我国经济从2008年第2季度就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到“9.1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衰退。对于经济学家来讲，10%左右的实际GDP 增长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调控目标对于我国经济来讲似乎已经是最高限度了，但把通货膨胀率从8%降低到4%意味着名义GDP下降4%，而名义GDP下降4%将意味着企业利润减少1/3，这必然引起投资的进一步下降和经济衰退。

根据以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的经验，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上，制定了8%的经济增长率和3%的通货膨胀率控制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目标确定为17%。在采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之后防止经济过热显然是必要的，但如何控制调控的目标和尺度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比我国过去30年平均16%的名义GDP增长率，这种控制目标显然太低了，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的增长都没有达到完全复苏的水平，加之对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将迅速上升的判断，央行所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显示出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势头似乎已经被遏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度关注，甚至出现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这绝非是空穴来风的杞人忧天。

相对于8%的GDP增长率而言，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更是需要讨论的。就8%的实际GDP增长率而言，这如人所共知的是一个“计划”指标，虽然每年计划的实际GDP增长率为8%，但大多数年份中的实际GDP增长率都远高于8%，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则不然，它紧盯3%的通货膨胀率的国际警戒线，其暗含的理论正是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教条，即对于实际GDP 增长率来讲越高越好，而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虽然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确定的，比如滞胀，特别是不能使用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警戒线，如我们前面所表述过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其高增长时期平均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8%。而一味地死守3%的国际警戒线，将可能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极大的危害。

中央银行在今年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是17%，这显然是不恰当的，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为29%，如果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真的被控制到17%，那毫无疑问将会引起经济衰退，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使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是经济运行所无法承受的，上一年29%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联系到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这些投资2010年许多已经形成资产值，GDP增长率的下降在资产值提高的条件下将使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同时还有许多的在建工程将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而停工。而对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来讲，它只是盯住8%的实际GDP增长率和3%通货膨胀率警戒线，甚至认为上一年的货币发多了从而2010年再去“对冲”一下，却很少考虑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和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会引起经济波动。如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就在很短的时间里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回落了4个百分点而下降到15%以下，这当然会引起经济衰退。

当然，作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比如去年的贷款会成为今年的存款，上一年贷款增加造成的企业利润上升也会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计划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是有弹性的，在一般条件下，中央银行也难以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控制在17%，如2010年1～5月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达到了23%，中央银行也是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来调整货币政策，并不会一味地按照计划的17%来调控经济。然而，这种灵活的货币政策在主流经济学教条的禁锢下却可能变得极不灵活。4月中旬出台的以控制房地产贷款的货币政策为主的抑制房价的“国十条”，在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使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目前商业银行的“涉房贷款”约占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25%左右，如果商品房的交易量和房地产投资下降50%，将使贷款的增长率下降10%以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下降3个百分点而低于20%，这势必造成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将使投资下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将向紧缩的方向运行，导致经济严重下滑，而中央银行在1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下就可能看不到这种危险，而任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到20%以下，只有在宏观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时才会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

可以说，从2003年后我国经济从1997年的衰退复苏和出现通货膨胀后，货币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往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上半年紧下半年松，而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政策。究其原因正是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使人们无法确定稳定状态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里当然包括对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