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分析了中国的财政现状，表明五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而且大量发行国债引起了较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今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效果不佳和加重财政负担的双重结果，而如果停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则经济增速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国内很多经济学者对此也深表忧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淡出”，否则也会面临日本“财政重建”失败的结局。但是对于“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则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陷入两难境地。现阶段，我国运用的财政政策的依据，仍旧局限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如前文所述，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要解决众多难题，就要从新的角度研究财政政策功能，应看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调节作用有限、内生货币供应量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财政政策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机制来调节经济运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政策能够从外部干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和影响内生货币供给机制，其中国债的运用和财政支出方向是重要的。

按照我们的理论，经济增速放慢来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所产生的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它改变了收入分配和成本结构及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结构，货币供应量增加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而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克服危机的方法只能是使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分配恢复原有的比率。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方式是，当经济增速放慢而引起企业亏损时，商业银行将减少货币供给并向企业追债，其结果必将引起企业的破产，而企业的破产又会使银行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和引起更多企业的破产，从而降低资本存量价值，使不合理的比例得以恢复。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将改变收入分配和企业成本结构的比率，使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

要使财政政策发挥其货币供给的功能，依靠财政所引起的外生货币影响甚至帮助恢复内生货币供给机制，就必须充分重视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下经济复苏的自发机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市场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财政所引起的外生货币与商业银行及企业连在一起的内生货币供给体系的协调互动。需要说明的是，一旦经济复苏，所有财政的强烈干预就必须迅速淡出。如前文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财政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包括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经济的复苏需要降低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由于现存经济体制或金融体制上的缺憾，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而且濒临破产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如果破产将会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所以国有企业极高的资产值的降低需要政府来承担，即国家用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核销企业的巨额资本存量。(www.daowen.com)

目前商业银行存在很大部分的呆账和坏账，银行考虑到自身的成本收益，“惜贷”现象严重。而一些商业银行的生存问题之所以不需要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依赖政府。但要使经济尽快摆脱困境，必须先要帮助银行处理呆坏账并且使整个货币体系健康运转，重新承担起发放贷款从而增加内生货币供给的职能。不妨考虑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处理此问题。也就是说，由政府大量增发国债但并不用于增加财政支出，而是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冲销呆坏账，从而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由于政府具有良好的信誉，发行国债并不会带来信用危机，从而靠政府处理银行的坏账和改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