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可以把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与中央银行不同的是，政府财政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包括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政府的税收可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财政支出和公债的发行量可以改变货币供应量和资产结构，这引起相当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变化。由于财政政策的作用也经历着由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特殊金融机制向市场化财政政策的转变，货币金融体系也体现了货币供给从外生的财政方式向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过渡的特点。

1.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变化

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来自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和政府发行的公债。首先是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依然在政府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下降。又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要远低于非国有企业，当经济增长率提高和利润增加时，企业的留利也会增加；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减少得更多。这也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同时亏损的增加会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上述原因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持续下降（见图23）。在经济高涨的1992～1995年，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11%左右，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0.7%的最低点，远远低于1983年23%的高水平。这一比例在1998年以后开始快速提高，2000年和2001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15%、17.1%。导致近年来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趋缓，GDP的绝对数额增长较慢，而财政收入征收力度加大，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长率。

图23　1984～2000年我国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货币经济中，任何财政收支必然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变化。通过计算可以知道，税收和财政支出与M2的相关性都非常高，其中税收增长率与M2的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96，财政支出增长率和M2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98。现在考察财政收支对M2的共同影响。由于重在考察税收（T）和财政支出（G）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所以首先对1985～2000年年度数据分别取自然对数，然后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

回归系数及方程均通过统计检验。可决系数R2=0.94，表明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优度很好。方程的经济分析表明，税收（T）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成负相关关系，税收的增加会引起M2的减少；财政支出（G）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成正相关关系，对M2的增加有较大的弹性。

2.税收、财政支出与M2的弹性分析

由于税收与财政支出的变动分别对M2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妨引入弹性的概念继续分析，即用税收的增加比例与M2的增加比例之比表示“税收对M2的弹性”，用财政支出增加与M2增加比例之比表示“财政支出对M2的弹性”，如表7所示。

表7　固定资产增长率和工资报酬增长率比较(www.daowen.com)

可以发现，税收、财政支出对M2的弹性呈现出相似的变动。除了1985年税收政策的变动导致弹性较大之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86～1988年及1991～1996年，税收与财政支出对M2的弹性远小于经济增速放慢的1997～2000年。这一方面表明财政收支较少时期M2仍旧保持较快增长，受财政收支的影响较小，受私人投资需求的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加大财政收支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M2的变化，尽管如此，M2的增速仍远低于经济高涨时期，如1993年M2增加37.31%，2000年和2001年仅分别为10.93%、14.40%。而且，财政收支类似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用财政政策调节M2的做法极易引起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扭曲。因为经济增速放慢来自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改善的办法会使收入和利润流量增加，从而资本存量的价值进一步提高，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继续提高同相对价格向均衡或充分就业方向的调整是相反的，一旦经济恢复到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资本边际效率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从而使投资的货币需求下降，失业进一步增加，从而加剧经济波动。

财政支出还会直接作用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认为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加大基本建设支出只会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增加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依靠政府支出增加企业盈利是短暂的，还会提高资本存量价值，导致存量与流量的比例更加失衡；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个人的收入分配，反而可能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据有关专家估算，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有升无降，1999年我国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56、0.354、0.336，比1978年分别提高38%、121%和60%，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3.我国国债发行现状及效应分析

由于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或用银行借款来弥补，因此发行国债便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我国国债发行额从1993年的381.32亿元猛增到1994年的1167.54亿元的直接原因。自199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开始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我国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5100亿元，主要用以扩大财政支出。但实际上五年来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很多学者对此的解释并非如此，认为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增发国债以刺激经济的复苏。但按照我们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经济衰退时大量增发国债以扩大财政支出，不仅对经济的复苏难以产生理想效果，而且还很可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不良影响，尤其会影响到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国债余额规模对货币供应量必然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国债余额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均为存量数据，所以把国债余额作为自变量对M2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说明国债发行的货币供给效应。ND表示国债余额，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回归系数及方程均通过统计检验。可决系数R2=0.86，表明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优度良好。对此方程进行经济分析可知，国债余额（ND）与货币供应量（M2）成正相关关系，国债发行对货币供应量有相当大的扩张效应。然而，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扩张可能是有害的。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放慢必然导致商业银行减少贷款，从而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引起企业的大规模破产，使经济繁荣时期积累的过高的资产价值下降，由此经济循环进入下一个周期。而当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增速放慢，采用发行大量公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时，一方面，国债的大量发行会人为地增加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按照托宾的Q理论，利率与资产价值成反比，使得本来就高的资本存量继续攀升。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表明，在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加和资产贡献率提高缓慢的同时，固定资产原价却在大幅攀升，显然这与经济复苏的方向是相反的。另一方面，公债作为一种抵押品总是要联系到货币供给，而且其本身在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又可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公债的大量发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国债回购又会带来货币供给的大幅波动，这不仅对调整扭曲的相对价格起不到积极作用，相反还会造成无资产抵押信用的膨胀。这对于目前我国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可能是有害的。如1993～1995年出现的国债回购极大地影响了货币供应量，这种公债发行对资产结构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很少为政府所考虑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由于我国现阶段处在特殊的转型时期，货币金融体系尚不完善，也不存在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不能使收入流量的变动传导到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上。而且由于现存经济体制或金融体制上的缺陷，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而导致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贬值。即使是自发的市场机制，也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就现阶段我国的情况来说，公债的发行很少考虑对资本存量和货币供给及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而只注重收入流量的调节，如通过增加支出使国有企业亏损减轻，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暂时增加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还应该看到，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在短时期很难拉动经济的相应增长。扩大有效需求的关键在于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工资收入分配比例。简单扩大政府支出是不能做到的，其原因就是无法取代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但却能严重地影响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作用的发挥。这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