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经济的支出—收入恒等式（Y=C+I=W+D+R+π）中，其中，D+R=K（d+i）。一般地，在投资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投资所产生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但由于流动资产所占比例较小，而且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在下面我们直接把K当做固定资本，这对我们所要考察的结论并无多大影响。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运行明显地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慢的一个经济周期，1990～1994年是高速增长时期，1995～1997年是增速放慢时期，1998～2000年的增速在谷底处于徘徊阶段。其中名义GDP、W和K的增长率，在整个周期中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致性（见表6）。

表6　固定资产增长率和工资报酬增长率比较

注：1991年劳动力报酬为估计值，用劳动力报酬与职工工资收入进行回归求得。

1.高速增长阶段

从名义GDP增幅来看，经济从1991年开始表现出了明显的上扬趋势，名义GDP增长率从1990年的5.93%上升至1991年的16.48%，增幅达10.5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实际上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起步。

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报酬也大幅上涨，固定资产增长率（K'）从1990年的2.4%猛增至1991年的23.8%，劳动力报酬（W'）同期也上涨到23.06%。在1992～1996年期间，名义GDP保持高速增长，在1994年达到最高35.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劳动力报酬增长率则在前一年即1993年达到最高，分别为61.8%和43.77%。

再来考察W'和K'之间的相对比率关系，它反映的是工资总额的变化速度与固定资产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比较关系。我们发现，在W'和K'快速上涨的1991～1993年间，它们的比值小于1，分别为0.97、0.44、0.71，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这可以说明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带动起来的。(www.daowen.com)

2.增速放慢阶段

在表6中，可以看到，K'和W'分别在1993年达到最高值，随后开始下降，直到1999年分别下跌到90年代的最低点。然而这两个指标在下降的过程中并没有按照统一比例下降，在1995～1997年间的值大于1，其值分别为1.15、1.88、1.62，这说明K增加的幅度小于W增加的幅度。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期，由于资本的变动速度要快于劳动力报酬的变动速度，而且工资的变动是存在粘性的。

但是，为什么在经济增速放慢的时候并没有延续1995～1998年的态势，反而在1998～2000年连续三年重新小于1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从1992年到1996年的高速增长导致了1997年以来的增速放慢，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慢的根本原因是内生的货币供给所导致的经济周期造成的。这个经济周期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问题。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高速增长和增速放慢的接替关系上，因为这种接替可以促使经济自行运动，调节内部比例并按照一个最优的来运行。如果在经济增速持续放慢的时候延续1994～1997年的上升趋势，即资本存量增长率K′小于劳动报酬增长率W′的话，则W/K的正常比率将得以恢复，经济也将自行走出波谷阶段，迎来新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的自动运行状态是以低增长速度为特征的，难以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所接受，因此，政策当局为了确保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在1998年之后发生逆转。

如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8.6%，W'是K'的1.6倍，而1998年为了确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1998年开始连续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至2001年累计已达5100亿元，使财政支出增长率从1998年一直保持在20%左右，从而只隔一年就从1.6下降到0.6。

再看货币政策，1998年、1999年我国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先后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由13%下降到6%。在1996～1997年三次降息的基础上，1998～1999年又连续4次降息，经过7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然后又征收了利息税。此外还有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恢复公开市场操作，推进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等扩张性货币政策。

毋庸置疑，这些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增长目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试图人为熨平经济周期的做法却进一步延长了经济增速持续放慢的时期，使劳动力报酬增长率自199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上，的稳定比率由此迟迟不能恢复，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经济也因此不能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反而有可能陷入“滞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