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使用前面的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简单的分析。从1984年我国进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到1991年，曾出现了接近于市场经济类型的经济波动，即1986年至1988年的经济高涨和1989年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其特点是1990～1991年表现出来的市场疲软，即出现了有效需求的不足。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启动，1992年和1993年的房地产热和1994年到1995年的投资热潮使名义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和1991年的6%左右上升到30%以上，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与名义增长率的变动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论是作为贷款、还是作为支出的增加直接提高名义收入，都会使资本存量价值增长。从1993年至1996年，货币供应量、名义收入增长所带动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货币供应量M2从1992年的2万多亿增长到1997年的9万多亿，可以列出一些资本存量价值变动的指标，如居民储蓄存款从1992年的1.8万亿增加到1998年5月的5万亿，股市和债市的市值从1992年不到3000亿增加到目前的3万亿，房地产市值从1992年的约3万亿增加到目前约10万亿到13万亿，企业的债务从1992年1万亿增加到1997年的5万亿，此外还有国外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所形成的大量资产。显然，资产价值与名义收入的相关性是极高的，如果从股市的市盈率和房地产价值与租金的比率来看，资本存量价值的增长要远高于名义收入的增长。

上述宏观经济中的事实和其含义很少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加以考虑，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管理基本上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流量分析进行的，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资本存量价值要进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消费函数，而前一段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流量分析方法，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把通货膨胀的成因仅仅与总支出流量相联系，由此得出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利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对外贸易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或金融体系的改革，对这些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去分析。但需要强调的是，从1995年出台的针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紧缩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和对外贸易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特殊性。宏观紧缩政策导致了1996年和1997年名义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而在名义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资产价值却大幅度攀升，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主流经济学区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教条的方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所得出的判断是不同的，即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实际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

但事实并非如此，1998年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虽然实际增长率仍然高达7.8%，但由于通货收缩，名义增长率只略高于5%，而且更严重的是，政府为达到8%的增长率所采取的力度极高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按照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新的解释和判断。自1992年～1997年，由于货币供应量和名义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了资本存量价值的超常扩张，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扩张一方面改变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在总成本中资本存量价值（由折旧和资产所要求的利息和利润构成）的比例上升和工资所占的比重下降^[5]。另一方面，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变动，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和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储蓄率的大幅度提高。据有关研究显示，199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远高于发达国家，就财富的分布而言，在5万亿的私人储蓄存款中，20%的人占有全部储蓄的80%（或10%的人占有70%），3万亿的金融资产以及很大部分地产集中在10%的人手中，这种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

正是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所导致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变动和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储蓄率的变动，形成了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对需求不足的分析是薄弱的，这种分析完全排除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从而不能说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而极易导致政策失误。如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即产品结构不能适合于需求结构，由此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开拓城市的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以及农村的消费品市场。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当前的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目前我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说，只要在某一领域存在着需求，企业已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产品结构去适应需求结构，而目前我国经济中的需求不足是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生产能力，比如家用电器、住房和服装等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供大于求，而同时这些商品并不是人们所不需要的。如城市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以及农民对家用电器的需求，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人们又缺少住房和其他消费品。而且自1998年以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也有下降的趋势。在整个市场需求不足和价格水平下降的条件下，企业根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因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生产过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减少产出与就业岗位，并降低工资（特别是工资外的奖金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使得消费支出减少，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减少又会使需求、价格和收入进一步下降，由此会引起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可以从前面的分析中得到有效的说明，即由于自1993年～1997年过高的名义增长率形成了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高储蓄率。由于所形成的资本存量价值在成本中的比重上升和需要支付折旧和利息、收入，一旦名义增长率下降，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亏损。1996年开始，名义增长率由30%左右下降到16%，1997年再降到10%，与巨大的资本存量价值相比，这种名义增长率不可能保障企业的利润，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与之相应的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减少，在1993年～1996年由高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不可能按照预期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由过低的需求所决定的价格必然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由此引起企业降低工资、就业岗位和产出，这就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可以说，1997年名义增长率的下降是1996年名义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主要不是宏观调控软着陆的政策造成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97年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减少，从而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并不是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1998年上半年名义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只是自1996年、1997年经济衰退的继续。按照上述分析可以推测，在目前的企业成本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条件下，即使1998年达到了7.8%的经济增长率，企业也将面临极为严重的亏损，而在企业亏损的条件下，必然会增加下岗人员和降低工资，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支出的进一步下降，特别是1998年7.8%的实际增长率是在2.8%的通货收缩率的条件下实现的，换句话说，名义增长率只是在5%左右，这种更低的名义增长率必将使企业的亏损进一步加大。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与西方国家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衰退过程不同，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随着经济衰退收入中的流量的下降，利息率将提高和货币供给将减少，由此使资本存量价值下降，但我国在经济连续近3年名义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资本存量价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攀升，与之相应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正是这一点使经济衰退更为严重。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不能使收入流量的变动传导到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上，另一方面，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和导致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贬值。然而，上述经济体制或金融体制上的缺陷是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紧密联系的。自1997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1998上半年为了确保8%的实际增长率，中央银行四次降低利率，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利率的下调会使投资和货币供给增加，但实际结果不仅没有使投资和货币供给增加，反而使资本存量价值继续攀升，由于金融资产占有的差距，利率的下降不仅没有使人们把储蓄转入消费，而是转向购买金融资产的总量大幅度增加，即使在较低的利率和收益率条件下，人们从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继续增加。从简单的资产价值决定公式K=R/i中可以得出，虽然决定R的名义收入水平下降，但利息率的大幅度下降阻止了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和不能使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在正常条件下，利息率的下降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会使资本边际效率提高和刺激投资，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这种利息率的下降并不能刺激投资，因为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将继续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又使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和价格水平下降，从而利息率的下降既不会降低产品的成本，也不会提高需求，而只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

当199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明显时，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把目光转移到了财政政策上，即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增加总支出，以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其中的一条重要理由是目前经济中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根据主流经济学宏观理论，总支出的增加总是会带来相等的收入，从而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完全可以根据8%的增长率的需要来增加财政支出，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来看，政府的财政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或滞胀的重要原因，虽然自1998年上半年我国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结果来看，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且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物价的继续下降给了实施财政政策的更大空间，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的。

采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这里是否存在纯粹的财政政策和为什么财政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对这一问题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对上述问题给予简单的说明，在一个市场经济或货币经济中，正如不存在外生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样，也并不存在纯粹的财政政策。采用前面的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政府的财政收支只是在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间加入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这种政府财政的资产负债表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类似的一面，即它可以创造和改变信用关系，但不同的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不只是针对银行体系的信用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且二者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分析变得极为复杂。

由于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不能展开分析，因而只能提及一些简单的推论。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除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外，其财政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公债的发行提高了资本存量价值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这使得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继续提高而与恢复稳定状态的比率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就成本收益分析来讲，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使工资成本（可变成本）对固定成本的比例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则等同于提高实际工资。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滞胀，一方面，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必须把税率和工资率的提高加到产品价格上或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同时在资本存量价值或固定成本继续提高的条件下，工资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的增加不可能使需求增加到使企业按照（经济衰退时的过高资本存量价值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增加产出和就业的程度，其结果只能是价格水平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并存。这种财政政策的更大危害还在于会导致信用关系的破坏进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www.daowen.com)

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来讲，政府支出的增加显然会提高资本存量价值而使存量与流量的比例更加失衡，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基本建设支出会更多地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增加目前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另外，从改革以来财政支出的经验来看，可能会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这样，一方面是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按照前面所表明的成本收益计算，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政府支出的增加和通货收缩虽然可以使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7%，但由通货收缩所带来的名义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企业的亏损进一步增加，从而使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因此用大量发行公债和让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的方法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对于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或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可能是有害的。

（原文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注释】

[1]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一书的基本方程式中，以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建立了这种收入—支出模型。但其缺陷是没有联系到资本存量和把货币理论与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联系起来。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在弥补这一缺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遗憾的是，凯恩斯的革命被新古典综合派嫁接到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即C+S+T=C+1+G），收入只是被划分为消费加投资（加税收），这一恒等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均衡的收入水平是无法确定的，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只是假设存在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因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而且只是一种实际变量，而现实中的GDP却是一种货币量值，因此，要想知道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不仅需要测量生产函数的变动（实物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变动）。而且要区分开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价格水平）的变动，或者说，即使知道了总支出水平，也需要预先把它们区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如一项投资支出就需要区分开是实物资本的增加还是货币供给的增加。由于生产函数在经验上从来没有在实物上或根本不可能在实物上加以检验，从而主流经济学模型是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实的。

[2]这种收入的分配，也是《中国统计年鉴》所使用的。

[3]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宏观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仅仅局限于这种流量分析，从而必须假设存在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流量。

[4]这种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只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过，但在那里，银行只是财政部的出纳，而不存在真正的商业银行。

[5]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人力资本”。自1993年以来，在工资成本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或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上升并不仅仅是收入流量的分配问题，而是涉及到资本存量，或者说这种收入是一种人力资本收入而类似于资本存量价值。一方面，这种人力资本收入是随着收入流量的增长而提高的，另一方面，其收入具有刚性，即当收入（流量）水平下降时，人力资本的收入却难以下降或可以依靠其“资本”而获得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