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新古典理论提出的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理论通过其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理论阐述了资源最优配置原理,从技术关系的角度讲是没有疑义的。但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已不再是实物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比例,而是通过统一的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成为货币的相对价格;这使产品和产生要素的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稀缺性的技术关系,而且取决于货币利息率和由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所产生“收入效应”和“有效需求”。比如,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资本积累和获取更多的货币利润,从而这种资本积累将改变相对价格。那么,这种相对价格还能否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呢?
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由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生产各种异质品的生产者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竞争,其相对价格只是传递信息的机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是古典学派(斯密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即货币资本的流动带来的统一利润率的相对价格成为竞争的基础。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不同,这种古典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包含着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统计变量,既包括目前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投资、储蓄、工资与利润等构成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还包括货币供求和各种资产(房地产和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
为了说明这种逻辑问题,我们可以采用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讨论价格形成的方法,即把价格形成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给出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其价格形成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决。在这里,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原理都是适用的。然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价格模型,即由货币利息率贴现所形成的相对价格和包含宏观变量的古典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模型。显然,如果资源配置能够按照这两个步骤进行的话,那么古典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在资源配置上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是完全相同的。
但如前面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或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这里重要的是,边际产品价值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边际产品乘上货币数量论的价格水平,而是乘以统一的利润率。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同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实也就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贴现”。当二者相抵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相同的。实际上,厂商只是按照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进行决策,但这种相对价格已经被统一的利润率修改,即厂商按照这种联系到总量的、由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进行决策而不改变新古典的相对价格。这里表明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内容,即资本主义只是“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而不是资源配置本身的要求。凯恩斯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当我们解决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可以应用。
上述分析表明,剑桥资本争论所产生的逻辑悖论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的逻辑错误,因为新古典理论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分析和严格的一般均衡理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产生于错误地把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加入到其由稀缺性所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中,由此导致了概念上的混乱;即当加入统一利润率后,资本、收入、工资和利润成为加总的宏观变量,而不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实物投入产出关系,所表示的只是人们竞争的社会关系。然而,剑桥资本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习惯地把新古典的原理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就是在描述现实经济的运行。这种概念充斥在所有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比如,他们一直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是其中包含着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一直把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理论当作现实中的收入分配理论,甚至不假思索地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并把凯恩斯的货币的宏观理论改为名义和实际变量分离的实物分析。因此,当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其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时,萨缪尔森、希克斯和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本身存在问题,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利润率,而是把新剑桥学派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的统一利润率的做法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作为批评者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虽然接受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但他们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一直把相对价格问题作为问题的核心,却几乎没有人表明斯拉法(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模型中宏观总量的性质。一旦集中在相对价格问题上,新古典理论的错误就难以澄清了,当新剑桥学派也误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实物统计时,就不可能彻底抛弃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www.daowen.com)
当人们错误地理解了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从而把争论引向了没有目的和方向的极为复杂的数学论证时,经济学家就放弃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好像这场剑桥资本争论并不是在毁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基础,而是使新古典理论经受住了逻辑考验。这种放弃导致了经济学的严重倒退,20世纪60~70年代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湮灭了,8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用总量生产函数、刚性工资和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彻底取代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凯恩斯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了,经济学重新被数学家和工程师占领了。
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是不可能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总量和总量关系的,这些以货币表示的总量完全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古典理论也不能直接使用这些货币的统计资料来说明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在相对价格中也已经包含了这些总量关系所决定的供给与需求,现实中的相对价格不仅是由稀缺性决定的,而且取决于有效需求,这种供求均衡是一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而不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正是产生于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产生于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分析,产生于对目前经济学所研究问题性质的错误理解。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2年,第4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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