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8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一场理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场争论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运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分析的古典经济学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这一问题联系到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和萨缪尔森等人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即新古典增长理论，这种理论把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表示实物的实际变量和由货币数量决定的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其中实际变量表示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从而可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并用于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对于总量生产函数Y＝F（K，L），罗宾逊提出，现实中的资本品由各种不同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组成，它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而成为总量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罗宾逊指出，这种资本的加总不能使用利息率，因为按照新古典的稀缺性要素价格理论，利息率作为资本的价格只有在知道资本的数量之后才能得到，从而使用利息率进行加总犯了循环推论的错误。

其实，这种加总问题可以用更一般的国民收入（GDP）加总来说明。目前经济学家每天都在使用的GDP是由各种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组成的，比如其中的面包和足球明星的工资，它们是依据什么原理和使用怎样统一的单位被加总在一起的？这种加总的GDP是不是可以作为实物的总量而采用生产函数进行分析？这是经济学家至今从来没有回答过的问题，对于实际GDP的概念还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是否能够得到一个一般的价格水平而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价格总水平？

显然，目前主流经济学对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解释与应用是错误的。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表明的，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所表示的是稀缺性。产品和要素的价格是稀缺性的指数而目前的国民收入GDP的统计是把所有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加总在一起得到的，那么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加在一起具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或生产的技术关系来讲，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则资源配置的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它根本不需要GDP的总量或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当然，它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有意义的国民收入总量以及价格总水平。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把其相对价格理论推论和套用到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当把GDP作为实物、把统计中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和把工资率与利息率作为要素的价格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逻辑上的矛盾，这就是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所在。

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时，由生产函数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将都不成立。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在20世纪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新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以重建经济学体系。(www.daowen.com)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的问题。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中止。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技术关系。其二，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和意义何在，其中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

然而，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正如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