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模型的基础是给定投入产出系数的线性生产方程，基本品的假设使其可以再生产自身，从而可以构成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在此基础上加入价格向量和古典学派的假设，各个部门的资本家要根据预付的价值资本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这一假设使收入分配关系直接加入到模型中去。由此，斯拉法得出，当各个部门劳动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不同时，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导致相对价格和资本品价值量的变动。

哈恩（1982年）认为，如果在斯拉法的模型中加入消费偏好，它将成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萨缪尔森（1987年）也认为，如果加入可替代性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到斯拉法的模型，可以使它更具应用性。从而，斯拉法的模型只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然而，如斯拉法所表明的，这些只是枝节问题，他的模型是要通过特殊的稳定状态比较（即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劳动），以显示资本倒转和技术再转折，在这一模型中，新古典生产函数和奥地利模型只是它的一个特例，即只是劳动对生产资料同比例的模型（斯拉法，1960年）。

剑桥资本争论的一个主要逻辑悖论是，新古典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只有在异质品模型中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实际上，当明确地加入技术变动，技术再转折是可以用单一产品模型证明的。使用前面的谷物模型，假设种子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奥地利模型的假设，即最初只有给定的劳动，但可以先生产种子，然后再生产谷物，种子数量的多少可以表示迂回生产的程度。更多的种子意味着更长的生产时期和更多的产出。人们按照时间偏好选择一种生产时期，种子的数量将被决定，经济将进入稳定状态。在这一模型中，即使加入由资本家预付工资的假设，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也是成立的。现在修改前面技术关系的假设，假设所要生产的产出数量被给定以讨论技术选择，种子能够再被用作投入，即可以先生产种子，再用种子和劳动再生产种子，最后生产消费品。即使依然使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这里也将有一系列生产方法在给定的时间生产给定的产出。如果这里没有资本家或工资率（或利润率）不是预先给定的，这里将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但会出现资本倒转）。但如果工资是由资本家预付的且存在着（种子和工资）统一的利润率。在特定技术关系的假设下，资本家根据给定的工资率去选择最大化利润的生产方法，这就会出现技术再转折，这一推论只是前面扩展的谷物模型的延伸。

在劳动与生产资料同比例模型中，由于同比例要素模型消除了非线性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只能组成一条非线性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从而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萨缪尔森，1962年）。这种同比例要素模型正是稳定状态模型，它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的假设是相同的，从而即使加入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相对价格在稳定状态中是不变的），给定技术的假设依然可以保持。斯拉法的异质品模型正是要表明，当资本品被还原为劳动，这里将有一系列技术变动（随时间或利润率）的可能性，从而加入收入分配关系（相对价格）或“支配的劳动”，将会出现技术再转折。如斯拉法所表明的，同比例要素模型只是他的异质品模型的一个特例，新古典一般均衡和时际均衡模型也只是斯拉法模型的特例。或者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或垄断竞争，新古典的时际均衡模型将成为斯拉法的模型。因此，虽然时际均衡能够处理异质模型和技术变动非稳定状态增长，它依然不能解释现实和反驳对它的逻辑批评。斯拉法所要表明的是技术关系和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现实中的相对价格绝不是仅仅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www.daowen.com)

逻辑悖论产生于一种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超出了其假设的范围。新古典理论所表述的只是给定技术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其基本假设中抽象掉了现实经济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技术变动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而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是在技术变动的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只有把技术变动和表明人们利益冲突的垄断竞争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逻辑一致性的解释。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