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模型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在技术变动条件下，收入分配关系将进入成本收益计算，即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新古典理论关于要素所有权、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已经不能再与技术关系分离了，资本家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的技术选择已经不再是按照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即不再是根据劳动的边际产品和迂回生产的效率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如公式（8）所表明的，工资率并不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是除以利润率，因为资本家在选择劳动与资本的替代时所依据的是使每单位资本投入到劳动和资本品要获得均等的利润率。这一结论表现出新古典理论的实质性区别，因为资本品是由劳动生产的，即模型中预先给定的谷物资本是由上一期的劳动生产的，加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新古典理论的假设，那么上一期的资本或种子就不仅是由劳动生产的，而且是由预付工资（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雇佣劳动生产的，资本品的价值或边际生产率是由工资率和利润率计算的，而不是由其边际产品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的。

然而，上述关系在给定技术的假设下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正是导致剑桥资本争论逻辑悖论的关键之所在。对于前面的谷物模型，如果预先确定种子（资本品）的数量，那么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是成立的，新古典理论关于所有权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并不会进入到技术关系中，还可以用新古典的储蓄投资理论来预先给定种子的数量，即按照时际均衡理论，给定既能用于投资又能用于消费的谷物存量，人们根据消费的时间偏好和种子的边际生产力即可确定种子的数量，一旦种子的数量确定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就成立了。这一问题在前面讨论技术关系时已经说明了，但也正如前面所表明的，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现实时并不是采用这种比较静态或稳定状态的比较，而是稳定状态的转换，而在稳定状态转换的条件下，资本家根据利润最大化的技术选择会使确定种子数量（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成为一个过程，按照新古典的说法，给定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已经不再是种子（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了，而是种子与雇佣劳动的工资支出的统一的利润率。

统一利润率假设的意义在于，在技术变动条件下，当资本品是由劳动生产的，资本家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将不再完全依据技术关系了，而是依据工资率或“支配的劳动”。这种统一的利润率是与垄断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前面的模型中，由于给定的技术已经成为技术变动，模型中关于资本概念的假设——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就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这一假设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厂商或资本家用他们的储蓄或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用于生产的假设，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因为在技术变动的条件下，厂商或资本家利用资本或货币对生产的组织权意味着对技术的垄断。这一点对于资本争论是非常重要的，即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在技术变动条件下并不是与完全竞争相协调的，而是连系到垄断竞争。这种统一的利润率与新古典时际均衡中统一的收益率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连系到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的垄断竞争。

在前面所分析的庞巴维克的模型中，当采用稳定状态比较时，用工资率所计算的资本的价值所表示的只是劳动投入与迂回生产的技术关系，即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尺度与用劳动投入和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是相同的。但在稳定状态转换的条件下，工资率或工资投入就不能再与表示技术关系的劳动投入等同了，因为技术变动了或劳动生产率变动了，从而用工资单位所表示的原有资本品的价值就不再只表示技术关系了。因为原有的资本品是由雇佣劳动生产的，其价值是用工资成本乘以利润计算的，当资本家按照购买的原有资本品价格计算成本并与雇佣劳动的工资相加作为新资本品的生产成本时，显然，工资率和利润率进入了成本收益计算，而不再是按照劳动投入计量的了。(www.daowen.com)

正是在技术变动的条件下，才出现了按照工资率与利润率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资本品与劳动的替代选择，资本家并不是根据资本品所能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或替代的劳动来计算成本和收益，而是根据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这种替代或技术选择。当工资率等于劳动生产率时，任何技术的资本品都不会被生产和使用。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新古典理论要解释现实不可能不涉及到技术变动，其比较静态和稳定状态的比较实际上是稳定状态的转换，而在稳定状态转换的条件下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作用的，或者说，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表现在技术变动过程中对新技术的垄断和竞争上，从而新古典理论要解释这些现实就必须会使其原有的假设不再成立而导致逻辑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