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新古典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出发表述了一种资源配置理论，我们这里把这种抽象的理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解，这种最优解可以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相对价格来表示。按照新古典教科书的表述，无论任何经济制度，要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都必须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价格进行经济计算。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马克思在讨论按比例分配劳动的技术关系时的这样一种表述是恰当的，即资本主义经济所改变的并不是这种技术关系的内容，而是实现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经济计算将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是改变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经济计算的形式。

在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厂商，但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这种厂商完全等同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而与现实中的企业相去甚远。这一点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的一个教条，即厂商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其价格这种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的，而这一教条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

前面对总量问题的分析虽然是在异质品模型中进行的，这只是为了承继资本理论的争论，即其逻辑悖论产生于新古典理论（以及古典理论）的命题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显然，这种逻辑悖论的存在肯定在于单一产品模型和异质品模型所采用的假设是不同的，其区别就在于异质品模型中所采用的总量生产函数实际上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当我们表明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只要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就可以得到与异质品模型相同的结论。

采用李嘉图的单一产品模型，其模型的要点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假设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σ），从而投入的劳动数量为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公式（1）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公式（2）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让我们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修改前面古典学派谷物模型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而假设谷物（资本）还可以用作资本品比如种子，用K来表示，利润率的公式就变为：

对比公式（3）与公式（2）可以看出，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工资率W，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r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因此，要决定资本家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的生产函数技术关系。这里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即：

为了对比，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0，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 L）也提高，但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是递减的。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任何一点，即0<W<σ。由于模型中总产出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率的最大化，利润率等于产出增长率，假设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可以通过对公式（3）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这两个公式表明（上述公式的数学证明和详细推论，参见柳欣1994年、1996～1997年）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和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一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佣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而不是劳动与谷物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是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用于资本品，这就使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正是使用预先给定的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其利润最大化显然是使每一单位货币用于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一点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新古典厂商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假设与现实是不同的。(www.daowen.com)

从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更明确地表明异质品模型的性质和资本理论的逻辑争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并不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而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中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价值的加总，这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入进来而不能保持其纯粹技术关系的假设。如前面对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所表明的只要存在一种给定的总量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其利润最大化就成为公式（5）和（6）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的原则，而不再是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把这一点用于异质品模型，则只要存在着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的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就成为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由此导致了资本理论中的逻辑悖论。斯拉法的模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当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所有的投入都将被“资本化”而比例于利润，这一点与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是相同的。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资本理论争论中，人们把斯拉法的分析经常表述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虽然就相对价格的决定而言，当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对价格将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关系，而且取决于总量（或宏观）的收入分配，但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或者说，技术关系仅仅决定相对价格而与总量关系无关，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点联系到李嘉图试图寻找的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即其可以同时测量技术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变动，为此，斯拉法设计了一种标准体系来说明李嘉图的问题，而斯拉法的标准体系恰恰清楚地表明了技术变动只是影响相对价格，而与收入分配的总量或价值的决定是无关的。

强调这种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或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分离，对于解释前面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或技术选择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其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来解决，然后再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总量的利润率和工资率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相对价格。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的边际产品对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要使其边际产品乘以总量的利润率，正是这一点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结果完全相同。

对这一问题的证明是非常简单和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被总量的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加以“贴现”，而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是采用利润率的一种反过来的“贴现”，二者相抵。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相同的，由此可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是完全独立于相对价格的，相对价格只是取决于技术关系，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完全无关的。

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新古典理论就其本身所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其逻辑悖论来自于不明确地加入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还可以表明剑桥资本争论中的一个经验悖论即争论双方在理论上都认同的技术再转折很少能够找到经验上的证据，因为当改变了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在经验上也成为有效的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其只是来自于理论上的逻辑混乱。这里还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中的一个命题，即凯恩斯所提出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是有效的，从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可以分开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资源配置只是取决于相对价格。然而，资本理论的争论和本文的核心正是在于说明，新古典理论决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

这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总量关系对于说明利润率（或工资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在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明确地表明其资本和利润的性质，即利润来自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与技术无关，但在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却不能保持这种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如李嘉图采用生存工资理论来表明外生给定的工资份额，但在地租的决定上却采用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分析，虽然他把利润作为总产出减地租和生存工资后的剩余，但由于总产出取决于土地的收益递减的技术关系，从而利润也将取决于技术关系。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论的修正正是在于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但他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采用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分析，问题在于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究竟是价值构成，还是“反映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是一种技术关系，就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对于转型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两个总量（总价值与总价格和剩余价值与利润）相等这一与其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命题，但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涉及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例这种技术关系，由此导致了两个总量在异质品模型条件下不可能同时相等（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参见柳欣，1994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把总量关系与技术彻底分离，即作为总量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技术完全无关而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能否使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