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斯拉法经济学:古典逻辑的突破与新曙光

斯拉法经济学:古典逻辑的突破与新曙光

时间:2023-05-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斯拉法的理论使古典经济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所采用的抽象模型明确地表示出了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推论。我们从前面所阐述的“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斯拉法的理论,将使目前关于资本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复杂争论展现出新的曙光。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按照“资本”的预付所要求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由此使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自于特定的社会关系。

斯拉法经济学:古典逻辑的突破与新曙光

斯拉法的理论使古典经济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所采用的抽象模型明确地表示出了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推论。虽然斯拉法所讨论的问题或批判的对象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但目前经济学界对斯拉法理论的理解和讨论往往集中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这使得许多问题得不到澄清,特别是其理论的意义得不到充分的说明,当然也涉及到逻辑推论,如剑桥资本争论中所遗留下的一系列逻辑悖论。我们从前面所阐述的“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斯拉法的理论,将使目前关于资本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复杂争论展现出新的曙光

首先,斯拉法明晰地表述出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或者说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给予了充分的逻辑证明,这种逻辑证明可以解决前面所提到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相对价格问题时所产生的逻辑混乱。其推论的逻辑是,对于斯拉法所给出的一般线性生产模型完全可以视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其投入—产出方程完全可以视为由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所决定,这里存在着由新古典理论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或投入—产出系数。然而,在这一模型中决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他宏观变量。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按照“资本”的预付所要求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由此使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自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一模型的突出特征是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其比例于产出总量与利润率相联系,利润率的变动不只是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而且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重要的是,无论这种利润率(或利息率)是由消费的时间偏好、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还是由社会关系的收入分配所决定的,都会产生这种总量关系。

如果仅仅局限于相对价格的决定,这一模型似乎是没有定论的,因为无论是技术变动或投入、产出系数的变动,还是收入分配(利润率与工资率)的变动,都会影响相对价格。虽然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得到剑桥资本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作用的,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似乎正是采用这一点来表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但这一命题可能正是导致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不能得到澄清的根源。这里从上述分析中所要表述和强调的是古典学派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在前面的模型中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或由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决定,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出总量都将保持不变的比例,而这一点正是古典学派理论的核心所在。

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与产出的价值或总量比例关系,这种极为简单的命题作为古典学派理论的核心肯定会产生疑问,因为人们一直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相对价格决定问题上。然而,只要考虑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目的和方法,这一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李嘉图所要讨论的土地的收益递减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正是这些宏观变量,其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矛盾,而李嘉图等所采用的抽象方法或假设正是为了抽象掉技术关系所带来的分析中的复杂性所产生的逻辑混乱,以表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作用,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得到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这种宏观变量。由这种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得到的总量关系的意义可以从我们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即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完全排除了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总量关系,或者说不能得到和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从而也不可能讨论这种总量关系所表示的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联系到前面的分析,由斯拉法所重新表述的古典学派,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核心正是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总量关系或宏观变量产生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www.daowen.com)

让我们再一次表述这种古典学派命题,在异质品模型中所存在的总量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对于理解资本理论争论和由此所导致的理论经济学所有领域都存在的逻辑矛盾是极为重要的。异质品模型中产生的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正是来自于微观生产函数和总量生产函数之间的矛盾,即这里存在着两个利润率(利息率)概念,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总量生产函数时,利润率将不再与资本品(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的边际产品相联系,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这里的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生产函数中技术上的生产要素了,而是变为资本家预付工资的“支配的劳动”,由此将改变技术关系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成为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成本—收益计算(关于剑桥资本争论问题,参见柳欣,1996~1997年和1994年)。

在这里,我们不再对前面提到的关于古典学派理论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古典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之间的争论给予解释(如稀缺的商品和生产的商品、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是否决定相对价格以及转型问题,等等),而是把讨论集中在由斯拉法所表述的古典学派模型中所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第一,由于现实中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技术选择(如资本品或土地与劳动的替代)是根据总量的工资率和利润率进行的,那么,如前面所表述的,当这些总量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又如何加以解决;第二,斯拉法模型中所遗留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这里需要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这种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

正是上述两个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古典理论的发展或一种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将对目前理论经济学中所争论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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