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阐明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即完全为新古典理论所支配，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古典理论的一家之言。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争论上，新古典理论成为争论各方共同的理论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即市场—宏观调节模式和计划—市场—企业模式。尽管其社会哲学和模式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他们对模式的阐述都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其中最典型的是他们都主张均衡价格和反对垄断，即主张以完全竞争为核心，同时都没有提出动态的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显然，当把这些理论用于说明现实或模式的详细构想时，必然会导致前述的逻辑矛盾。

其次，在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新古典理论和方法都被作为基本原理加以应用。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一些学者把新古典的静态资源配置作为最优解来讨论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从而落入了西方学者讨论兰格模式的陷阱（如刘伟等：《源配置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讨论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时，一些学者使用了马歇尔的供求均衡分析，把静态的均衡价格作为分析的基础（如罗首初：《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万解秋：《价格机制论》，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种观点的一个最大缺陷是把我国现行的价格机制运行与管理作为新古典理论的陪衬，而不能阐明现行体制和价格机制产生和运行的基础。当这些学者批评现行体制的不合理时，是否首先对他们所依据的理论进行过检验呢？在宏观经济理论上，许多学者采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如符钢战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这种从宏观恒等式出发再加入经验数据的实证方法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阐明特定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律，经验只能说明过去，人们在现实和未来经济中的行为是过去的经验所不能预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凯恩斯主义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

正是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中新古典理论的一家之言，使许多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如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往往只是局限于社会哲学的争论，在经济分析上几乎找不到争论的焦点，以致对如此复杂的经济问题尚不能形成具有不同分析方法的各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突破新古典理论的传统，但许多著作都只是提出了问题，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特别是没有针对新古典理论的假定提出问题和根据新的假定和方法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胡汝银的力著《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书，作者采用马克思的动态竞争理论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遗憾的是，在分析社会主义竞争问题时，作者却把焦点集中在反垄断上，这就不自觉地走向了新古典理论。既然如作者所强调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那么，理论的核心应在于阐述垄断竞争市场的运行，只有阐明了这一点才能对垄断的作用和效率加以评价。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的教学已经完全为新古典理论所统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正统新古典理论教材，到经过改造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新古典理论都被作为现代经济学原理来灌输，而很少指出它的缺陷。当新的理论产生之前，这种现象似乎是必然的，但这种一家之言的局面必须冲破，为新理论的诞生创造条件。

（原文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注释】

[1]瓦尔什、格瑞姆：《古典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帕西内蒂：《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经济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5页；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4]《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www.daowen.com)

[5]“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2期。

[6]米塞斯：“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国外经济学文选》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道布：“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载入诺夫：《社会主义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8]卡尔多：“经济理论错在哪里？”，《经济学季刊》1975年。

[9]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0]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1]拉尼斯、费景汉：《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2]纽伯格·达菲：《比较经济体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庇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勒纳：《统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4]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