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是西方学者为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而发展起来的。然而，目前的西方比较经济学完全为新古典理论所左右，如果能够使用某种类比更容易说明其特征，这里想以发展经济学为例。1953年，刘易斯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假定提出了劳动剩余经济理论^[10]。数年后，这一理论被费景汉与拉尼斯完全用与之对立的新古典理论给予了“完美”的阐述，而形成著名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11]。当经济学家发现经验与新古典理论的假定不符时，不是去检验和推翻新古典理论，而是把它作为一般原理来扩展其假定，以使它能够解释现实。比较经济学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

作为这种方法的最典型事例，是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模式划分时，都以兰格模式作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很少有人对兰格模式的基础——新古典理论提出什么疑问^[12]。他们在兰格模式的范围内来讨论国家偏好——计划目标、信息传递与动力问题。无疑，这些问题对于划分经济体制的类型和特征是重要的。然而，当比较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理论作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方面，这些学者把新古典的静态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作为各种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效率的评价标准^[13]，这就使得国家偏好（如确定积累率和部门发展）失去了它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把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现实市场机制运行的抽象，这就完全失去了市场机制运行中信息和动力问题的真正含义，从而使得比较经济学家不可能真正描述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体制的运行和效率评价，以致这类研究完全类似于兰格模式，把两种体制根本混淆而抹杀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当他们用机会成本来评估积累率和投资的最优化时，动态的技术变动被抛掉了，当沃德和瓦涅克用新古典厂商理论来研究南斯拉夫自治体制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仅仅起到决定其目标函数的作用，而抛开其作为市场竞争或垄断的基础这一根本点，这类似于兰格把竞争作为实现静态效率的途径，一旦用这些理论来描述和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必然导致其逻辑中的矛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