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价值理论相似，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在分配问题上的争论也表现在，其中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而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其实，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为了对这种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分配提供一种计量，并表明资本主义分配的性质。在此，对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必须要回答的就是其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首先，采用简化的单一产品模型来表明上述问题。比如李嘉图1815年的谷物模型：

这一公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σ。在此基础上加入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即修改古典学派谷物模型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假定谷物（资本）还可用作资本品（比如种子）、用K表示，则利润率的公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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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式（4）与式（5）可以看出，利润率现在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和工资率w，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r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因此，要决定资本家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就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这里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即：a=F（K/L）。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F'＞0和F''＜0，随着资本—劳动比K/Y的提高，产出—劳动比Y/L也提高，但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K/Y也是递减的。假设工资率给定，其取值范围可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任何一点，即0＜w＜σ；并假定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通过对求极值法可以得到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这两个公式表明^[3]，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K/L的选择，是使劳动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和使种子（资本品）边际产品MPK等于1加上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柳欣，1994）。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佣劳动所得利润率均等，而不是新古典的劳动与谷物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且，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是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用于资本品，这就使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不同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实际上，在现实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正是使用预先给定的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的，这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完全相同；而且，由转形所决定的工资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作为要素稀缺性价格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概念也并不相同。这里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是宏观概念，它反映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的工资与利润而对应于总劳动和总资本，但新古典理论却不可能存在这种总劳动，特别是总资本概念。在现实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总资本不仅包括各种异质资本品，也包括各种异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专利、商标和其他为厂商垄断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生产要素都用货币量值表示，并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然而，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却不能用在总资本和总劳动概念上。换句话说，也可认为上述新古典理论关于稀缺性的要素价格与资源配置理论是正确的，但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却会使这种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或转型，而转型只影响宏观变量，却完全不会改变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

显然，这里涉及到相对价格（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表述的问题，这一问题存在许多概念上的混乱。如帕西内蒂表述的，收入分配问题争论的关键在于，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或相对价格的外生的利润率。前面的论述已对这一命题给予了肯定。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来讲，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统一于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相对价格和总量的基础上，即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和表示分配、但由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即作为总量计量的价值和分配与相对价格是统一的。这正是目前价值与分配理论争论的难点所在。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质劳动”问题，即当劳动是异质时，按照资源配置的要求，必须要对不同质的劳动分别给予一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再次体现出来。因为也可赋予异质劳动一个稀缺的指数，但这只是市场价格，而并不决定总量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价值；但在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不同的异质资本品、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得到统一的利润率。显然，这种分配关系与异质劳动的加总在含义上是相同的，即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价值与分配关系，它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总量决定，而这种价值总量来自于统一利润率的加总。

斯拉法曾用“联合生产”讨论过固定资本和土地加总问题，如异质固定资本的使用存在着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如果采用统一的利润率，这种投入—产出价值的变动就会使各资本品的价格发生变动。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使用的收益现值法，通过该方法异质资本品和土地将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而这个资本量会随着收入分配或利润率的变化而改变。但是，这种总资本和作为收益现值法加总的利息率的变动并不影响资源配置，因为厂商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会把这种总量排除掉而按照原有的投入—产出关系配置资源。例如，现实的货币利息率由中央银行调节，不仅变动幅度大，而且经常变动，而厂商显然不是根据这种利息率的变动来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替代的。所以，收入分配的变化并不改变资源配置，即这种分配是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而不是按照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价格来计量的，这种计量的前提是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或总量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当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资本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分配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却存在着逻辑矛盾。同时，正是在上述价值、分配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宏观理论体系，即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其核心是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而其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的分析则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