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其中，价值与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斯密把价值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的计量，这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与新古典由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供求并不相同。在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格的变形，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值单位；显然，这种价值量是一种特殊的总量关系，它不表示任何技术或实物的计量，而表示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马克思从商品两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区分，从而表明价值只取决于社会关系。在第二章马克思转向了交换价值形式，由此过渡到货币，其目的是要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资本家能够通过货币交易得到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在此，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而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就是必要的。上述讨论对理解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非常重要。自博特基维茨（1907）提出马克思在该问题上存在逻辑错误以来，经济学界曾展开过多次激烈争论。然而，这些争论都把转型集中于相对价格，却没有将其作为解决总量问题的方法。其实，作为马克思转型问题的基本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完全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它对解决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和表明古典一般均衡都具有重要意义。换一个角度看，转型问题实质上来自于异质品加总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在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c/v不同的异质品模型中，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不变资本c用生产价格计量时，利润率r的变动将使总产出价值w=c+v+m 随利润率发生变动，而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中才能使两个总量相等。可以看到，转型问题的这一结论类似于资本理论争论中的新古典逻辑悖论，即新古典的各种命题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如斯拉法所揭示的，在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而利润率与资本总量的价值是同时决定的，即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利润率的总资本量。这样，就可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与剑桥资本争论联系起来讨论。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异质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收入加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得到一种表示实物的总量指标，从而无法真正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却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示这种总量关系。如在价值领域，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作为总量的测量，收入（v+m）就可作为劳动时间加总，而对于不变资本c，马克思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从而排除了资本异质性，使其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而得到剩余劳动决定的剩余价值；在价格领域，采用生产价格测量总量的基础与价值领域相同，利润依然是一种“不被支付的劳动”，如果不变资本价值c不随利润率r变动，则转形的结果必然会有两个总量相等。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的测量，而这一点正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在异质品模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现在，把前面的模型一般化。采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把它扩展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其投入—产出系数由新古典的偏好和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率也就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和资本边际产品。但在这种异质品模型中，每种生产要素对应于每种产品自己的利息率，也不存在统一的利息率和任何宏观总量。现在，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统一利润率假设，这使得一般生产模型发生重要变化，不仅相对价格变动，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总量关系。在这里，对斯拉法著作的合理解释就是，斯拉法论证了异质品模型中总量加总的逻辑，即在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可以得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关系。由此，也就联系到对马克思转型问题的重新阐释。显然，转型的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价值到价格转化的意义，即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从正确的角度提出了加总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试图用总量生产函数从技术关系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总资本和总收入概念，并盲目地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但这些总量及统一利润率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却是无关的；而一旦在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则劳动或工资率实际上就已被资本化了，即采用统一利润率与资本品加总在一起作为总投入，工资率也作为这种加总的总产出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使得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问题至今无法理清。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分析，则表明这些总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转型中采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概念，作为社会关系的表现本身是同质的或可以加总。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转型能够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真正的关系，即此问题只能从社会关系角度加以说明和解决。(www.daowen.com)

正是在上述转型意义上，斯拉法通过构造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提出了转形问题的解，即可以通过标准体系把异质品模型转化为单一产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相等的模型，从而使资本品投入的价值不随利润率变动。这一模型与在转型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把代表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作为“中数”的解法是相似的。正如斯拉法表明的，给定技术上的生产方程，然后给定一个外生利润率，则可以得到价格模型；由于利润率是外生的，从而只要选择的这个利润率使价格计量的资本—劳动比率等于价值计量的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则两个总量将是相等的。在这里，可以把这种利润率称作“稳定状态”的利润率。显然，当利润率不等于稳定状态的利润率时两个总量将不再相等而当考虑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时，这种稳定状态自然会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同时，马克思利用价值概念所讨论的利润率下降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也是重要的。由此，马克思从价值和剩余价值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或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对于讨论这种总量关系及其变动则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