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学派强调社会关系的剩余理论，但马克思修正了李嘉图的逻辑混乱，并建立起一种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马克思所论述的并不是李嘉图技术退步（土地收益递减）下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等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物消费，而是为了获取纯粹价值上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要探求的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因为在技术关系上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中；相反，他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显然，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问题，而不是“生产的一般”或技术关系，这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根本不同。新古典理论把分析基础建立在资源配置的生产函数之上，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都从技术分析入手。但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如果说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但如果这些问题不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的解释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矛盾，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能更好地解释这些现实问题。

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生产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决定价格，并进而决定收入分配的只是由抽象掉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市场供求竞争所形成的要素边际产品或稀缺性。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不过是生产在技术上的一般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实现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所描述的竞争中必然存在着资本家，他用价值形式的货币资本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其目的在于获得价值的增殖和剩余价值，即其产品的售价要高于成本，从而获得作为利润的增加的货币。因此，与资本主义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就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然而按照新古典理论，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利息（利润）只来自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资本家获得利润是由于消费的时间偏好（节欲或等待），这种技术上的性质就与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相关。但事实上，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即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所以，马克思把资本积累归之于竞争，即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而这一点也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www.daowen.com)

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稳定消费函数的事实相近），则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以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博弈规则。其中，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设计的符号，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得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采用货币量值，而不与技术关系相联系；同时，正是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构成了以货币价格加总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这些统计变量与技术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