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著作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通过长期对李嘉图理论的研究，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这种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的意义在于，通过把表明社会关系的外生利润率加入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引出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首先，斯拉法采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生存经济的生产技术关系：

其中，A是投入矩阵，P是价格向量。可以认为，它表示的是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扩展。接着，斯拉法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得到剩余经济的第二个公式：

在此，商品的相对价格只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与收入分配无关，即这里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利润率。然而事实上，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需要在斯拉法给定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即斯拉法的第三个公式：

其中，r是利润率，w为工资率，L是劳动。斯拉法在这一核心模型中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在异质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资本品的价值将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即收入分配与资本的价值同时决定。由此，将引起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即资本数量并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从而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理论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www.daowen.com)

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举例来讲，在新古典生产函数Y=F（K，L）中，资本K和劳动L代表两种生产要素，从而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者说其收益率或利息率是不统一的；如果转换成两种资本品投入的形式，即Y=F（K1，K2），这两种资本品K1和K2同样是异质的，从而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自己的利息率。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的相对价格，因为两种资本品作为实物单位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加总为一个总资本，更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新古典学者之所以构造总量生产函数和统一利润率，是因为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正是各种总量，统一利润率也是现实竞争中的规律；为解释这些现实，他们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和新古典资源配置分析套用在宏观总量上，但这些总量与新古典技术分析却是完全无关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相反，正是由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才使得各种异质资本品或各部门不同的资本构成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由此，产出也就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从而比例于投入总量并与利润率相联系。

按照上述推论，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计量总量是导致其逻辑矛盾的根源，这种由实物的投入—产出所表示的技术关系容易将人们引入错误方向，即总产出可从实物上加以计量。这就使利润的决定联系到资本生产率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如李嘉图把利润率下降归之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有的学者据此把李嘉图视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1]。显然，这一命题并不能使李嘉图摆脱困境。问题在于，当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后，是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还是总量发生变动？从形式上看，加入统一利润率后，收入分配的变动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但斯拉法模型中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并不会发生变动，即作为部门间交换比例的“相对价格”并不会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总资本与总收入的比例或“宏观变量”，而这些宏观变量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这一点也容易证明，因为利润率为收入中利润对总资本的比率，给定技术条件或生产方程和工资率，利润率的变动将只会使总资本和总收入价值发生变动，而不影响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和出现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

再回到斯密的价值理论。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后面写到：该文的出发点来自于李嘉图，但最后却回到了斯密^[2]。在此，斯密的价格构成理论和以工资单位计量国民收入方法的重要特性是，这种总量的计量只取决于以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从而与技术无关，这一结论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利润率和宏观总量是否依赖于技术关系，如何计量这些宏观总量并使之能够表明其变动规律以及这些总量的性质与意义等，这些问题正是马克思所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