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目前经济理论的争论，可以明确表示这样一个命题，即总量与相对价格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其中，就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命题来讲，其资源配置不必需要总量而只需相对价格，如在新古典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分析的多产品和多要素模型（或异质品模型）中，每种要素都有它自己的特殊“边际产品”，而不需要存在总产出、总资本和总资本的收益率概念；相反，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讨论的社会关系来讲，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必须采用总量分析，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概念。显然，这种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区分，对于讨论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之间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然而，1870年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学派以总量关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转向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其实，早在1870年以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和集大成者李嘉图，就已经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来建立理论体系，这种“宏观经济”体系成为当时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转向资源配置问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如李嘉图的后继者——詹姆斯·穆勒和麦特库勒赫等人曾试图解决李嘉图理论中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系统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理论，其中不同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如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以至成为边际革命建立者们批判的主要目标。然而，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却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仅专注于技术关系分析，这种分析的重大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总量关系。

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与新古典教科书的解释不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来自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理论，而是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如斯密所表明的，与原始社会不同，当资本被积累起来之后，这里存在着“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自然价格；这样，资本作为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偏好与生产力）的价值资本进行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而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所形成的资本流动决定着资源配置，从而用于所有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都要得到统一的利润率，这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由此，在总量问题上，假设存在着稳定的自然利润率，则国民收入的变动将只取决于工资率和雇用的劳动量，斯密把这种计量国民收入的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显然，这里的资本不仅用于支付工资，而且要用于购买和生产资本品。对此，斯密的推论是：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即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从而避免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不过，斯密并没有讨论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或总量的“宏观经济学”。(www.daowen.com)

随后，李嘉图把价值分配理论转向了宏观总量，他要讨论的正是作为总量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对于总量，李嘉图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得出了明确结论，即作为分配变量的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总量关系。然而，这一推论并不适合于异质品模型。在此，李嘉图发现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李嘉图的这一难题同样也困扰着古典学派的后继者，如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和斯拉法的模型。其实，该问题分析上的混乱产生于相对价格和总量的混淆；当排除了相对价格之后，其逻辑就变得简单了。从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中可以看到，他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测量。比如当用价格测量总产出时，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变动而导致的相对价格以及总产出价值的变动，从而使分配理论失去测量尺度。因为只有确定总产出才能说明收入分配，而用相对价格测量的总产出又取决于收入分配，由此陷入循环推理之中。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于李嘉图所讨论的问题——资本积累、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来讲，这种异质品模型中总量的测量是必不可少的。新古典学者直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讨论这些问题（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就完全回避了总量加总。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再次把李嘉图的难题与新古典的逻辑悖论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围绕斯拉法的著作而在西方学界展开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从而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和李嘉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困难，以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都连接到一起。因此，明确地表述李嘉图的难题和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