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离开价值形式问题，讨论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凯恩斯所称之为的有效需求问题。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其要点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这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以社会关系的价值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而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卡莱茨基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

罗宾逊的模型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实际上，这一稳定状态的条件也是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问题中两个总量相等的条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最让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而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时却同时使用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概念，即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然而，马克思对经济波动问题的这一分析却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按价计量的收入分配与按生产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必须考虑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一致性。这种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思考方式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波动来自于其特有的收入分配和价值计量（或利润率），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

1956年，索洛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1962年，克洛尔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完全被倒转了。(www.daowen.com)

然而，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是根本不能融合的。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资本的加总问题，以斯拉法的著作为导火线所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解释。1956年，卡尔多所提出的程式化事实和随后的经验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统计资料显示其长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在长期都保持稳定增长状态。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试图用存在着中性的技术进步来解释这些事实，而这种解释显然不能与经验相吻合，因为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加速的，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技术革命，显然已经使技术进步呈现出爆炸性的趋势，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保持其3%的长期趋势。再来看“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这里并不存在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可以说不论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将与面包加总在一起，作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结论应当是明显的，这些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不仅不能解释技术进步，而且这些由货币量值计量的程式化事实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只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析，上述经验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说明。如加总问题，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无论是计算机和面包的生产，还是摇滚音乐和电影明星的工资，都是资本家或厂商的货币资本预付，其目的只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正是来自于这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来自于稳定的利润率。宏观经济波动正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表示的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所有的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正是表明了，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所体现的只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马克思揭示了其价值决定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只有这种价值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以这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所讨论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