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不仅涉及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和对现实给予指导，则将使理论失去生命力。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新古典理论不仅在应用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在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采用，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现实，试图从“另一种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这些解释似乎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接近于现实，目前所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非正统解释正是源之于此，但这些解释从根本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的区别，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一旦被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失去意义，或者说会失去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价值而只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这里特别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作为主流经济学的西方新古典理论在应用中表现出它的严重缺陷，正是因为这一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的理论并用于解释现实变得更为重要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同的。新古典理论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完全从技术关系的分析入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现实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点是新古典理论完全否认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现实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如果说我们目前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就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如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涉足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

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的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似乎是最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并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导致逻辑体系的矛盾，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正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不明确地加入了社会关系的假设。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矛盾，就必须改变理论的假设，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正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所在。笔者在分析剑桥资本争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中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目前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指标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只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柳欣，2000年）。如果这一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问题将不是技术关系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关系问题，新古典理论把所有这些变量作为技术关系来对待的研究方案从根本上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www.daowen.com)

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使它适合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是重新申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和基本结论，通过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得出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