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博士：柳老师，您好。您在从事理论经济学的多年教学与研究生涯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多部专著，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挑战目前在西方居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但目前国内在经济学教学和经济政策研究与决策的应用领域，西方主流经济学正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这似乎也是一种“国际化”趋势。我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比如您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似乎是“经济学异端”的研究之路的呢？

柳欣教授：目前的经济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众所公认的事实。在理论上，从20世纪50～80年代由罗宾逊和斯拉法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存在于新古典理论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经济学家在所有的主要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而且所有的争论都没有解。在对实际经济的预测上，经济学家的预言实在让人们失望。比如，对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0年后美国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过明确警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东南亚经济和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赞誉有加。对于2008年爆发的这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表现更是令人失望，不仅是不能做出预测，而且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期刊上也几乎见不到对金融危机研究和解释的文章。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如果你把中国经济学家在1995年之前所做的预测报告看一下就会发现，其预测与现实的差距何等之大，几乎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今天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可以使用同样的统计数据，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这让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人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的尴尬和无奈，但上述情况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产生怀疑乃至否定。

当然，作为异端的滋味的确是不好受的。不过，我想在这里澄清的是，我的研究和观点并不是异端。我从1987年开始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为研究生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96年之后给硕士研究生授课的同时也为经济学院博士生开设宏观经济学，至今已经25年。我相信我对西方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理解是“正宗”的。回顾我的大学时代，当时大学四年学习的主要是马克思经济学。一直到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特别是在1983～1984年的时候，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熊性美教授为我们请到了当时国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最有名的教授谢佩德和雷诺兹来为我们完整讲授了这两门课程，后来在1988年又请到了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主任麦特卡夫教授来南开讲授国际经济学，就这三门课来讲当时都是国际一流的。

当然我的研究兴趣并不在主流经济学，而是当时国外经济学界风靡的剑桥资本争论问题。1981年我买到陈彪如教授翻译的罗宾逊著《现代经济学导论》，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剑桥资本争论。大学四年所学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研究剑桥资本争论似乎是必修课，《资本论》和与之“配套”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学汉译名著是当时理解剑桥资本争论的必经之路。1986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得到了世界银行1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图书，我有幸成为理论经济学方面图书的挑选人，购买了大量有关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献资料。后来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和在以后的研究特别是国外访学期间，我对剑桥资本争论文献的阅读和积累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文献在经济学的图书分类中属于F1（理论经济学）和F0（经济思想史）。这显然是正宗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怎么能称为“异端”呢？

里昂惕夫在评论开创主流经济学地位的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时说，这场革命是由数学家和工程师发动的，而在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数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华尔街的“工程师”重新占领了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彻底消失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就是针对教科书，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目的是找出教科书中的错误，然后修改它。前面所说的目前经济学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表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从根本上错了，那么研究和修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错误怎么会被认为是异端呢？

问题出在剑桥资本争论。20世纪50～80年代经济学界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正是关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是否存在根本性缺陷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激烈争论，罗宾逊、斯拉法、卡尔多、萨缪尔森、索洛、莫迪利安尼、希克斯等几乎所有著名经济学家都加入到争论的行列。遗憾的是这场争论无果而终，随着剑桥资本争论的流产和失败，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消失得无影无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刊物几乎没有发表过涉及剑桥资本争论或“理论经济学”的文章。需知作为主流经济学权威的萨缪尔森，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也曾发表过十余篇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章，经济学界的这种现象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王璐博士：如果说“剑桥资本争论”是关系到主流经济学逻辑矛盾的关键问题，那么您可以谈谈这场争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主流经济学究竟错在哪里吗？

柳欣教授：剑桥资本争论看起来太复杂，涉及堆积如山的文献，所有的大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80年代都参与了这场争论而没有得到解。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统地读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个重要的启蒙老师是魏埙教授，他从马克思价值理论争论的角度给学生讲这本书。1992年，我完成了50万字的博士论文《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该书当时已经得出了剑桥资本争论的许多重要结论，但对有些问题的解释并不清楚。1996年我又完成了该书的下卷《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当时也意识到还有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此并没有交付出版社而是一直试图进行修改和完善。

1998年10月，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即GDP是假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实际GDP。由此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更明确讲，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把表示社会关系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应用到技术关系的分析中。更进一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或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了，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送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战后索洛和萨缪尔森等人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而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角度说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经济学所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与货币有关，金融危机、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以及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等等，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只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和货币收入的分配，这些问题都联系到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而在新古典理论教科书中根本就不存在货币。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出现货币，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也只是被作为交易媒介决定名义变量的价格水平，这显然不是现实中的货币。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货币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货币是一种权力和对他人的支配，而不仅仅是交易媒介。

发现“实际GDP是假的”这一命题，使我能够重新思考那些理论争论问题，并认识到极端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GDP加总问题来说明。我在20世纪90年代上课时举的例子是明星拍广告获得的收入如何与馒头加在一起构成GDP？因为明星和生产馒头的工人都是由资本家雇用的，资本家按照预付货币资本的统一利润率的原则加成形成产品的价格，比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支付给明星800万元，那么明星代言的产品价格就是880万元，馒头的定价是雇用生产馒头工人的工资乘10%的利润率，这种价格加总起来的GDP显然与实物和生产函数无关，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家预付资本与利润率的关系。现实中GDP的加总是通过货币利息率，而货币利息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资本主义比谁挣钱多的游戏的内在要求。由于GDP只是货币交易值，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决定了稳定的GDP增长率，这正是经验事实所显示的；美国长期GDP的增长率保持在3%，而且稳定的储蓄率形成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不变使利润率保持稳定。

1999年，我把这一发现和重新讨论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杂志上，接下来开始重新修改《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该书在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我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解释，并重新建立了以有效需求和货币金融体系运行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同时主编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一书，采用这种新的宏观理论对199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随后，在学生们的协助下，初步完成了对价值、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主要文献和争论的重新梳理和解释。比如，200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王璐、柳欣）、《货币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柳欣、陈祥、靳卫萍）、《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柳欣、郭金兴、王采玲）、《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樊苗江、柳欣）。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和解释现实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2006年，我出版了《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该书试图采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明我的观点，并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与主流经济学展开争论。如该书前三章的标题分别是：（1）实际GDP是假的；（2）虚构的总量生产函数；（3）西方经济学——冒充的市场经济理论。在该书前言中，我使用了“皇帝的新衣”来表明问题的性质：“本书所要讨论的理论争论问题无疑是极端复杂的，就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讲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异想天开，因为这涉及要否定目前经济学的基础和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并重新建立理论体系。但我对本书中提出的论点和逻辑证明还是充满自信的，因为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我们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证明。(www.daowen.com)

王璐博士：您刚才多次提到马克思，但马克思经济学目前在国内遭遇到西方经济学的严重挑战；在许多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以及政策制定方面，马克思经济学的阵地已经被西方经济学所占领。能否谈谈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看法？

柳欣教授：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正式启用是在1929年，新古典经济学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的错误解释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延续至今，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却在140年前就建立了解释国民收入核算这些统计变量和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完整理论体系。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统治下，马克思的理论在剑桥资本争论之前几乎没有进入西方学术界，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由于新剑桥学派对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存在着许多误解，致使这种复兴随着剑桥资本争论的消失而终止。

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误解，新古典理论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已被无情地渗透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解释为相对价格理论，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剥削也被从实物的角度进行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危机理论又与新古典实际GDP的实物分析混杂在一起。如果翻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人们会很容易发现，它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而几乎完全是新古典理论教科书的翻版，是新古典理论教科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应用。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盘踞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而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都被认为是为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分析而设计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本的经济学阵地几乎完全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占领。当人们的头脑中把GDP作为实物和把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作为“实际变量”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当然离不开“资本主义”这个最重要的概念，但在新古典理论教科书中，资本主义这个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而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其他统计变量。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其运行规律。换句话说，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家一直是个谜。经济学家一提到价值总是把它联系到相对价格，这就使新古典理论的实物和技术关系混了进来，而从未有人把它真的抽象为社会关系。实际上，这种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或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货币，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资本和雇佣劳动，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对人的支配。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而是购买劳动而获得的一种权力，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阅读《资本论》，不难发现马克思价值理论分析的重点在货币上，以推论出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转化为资本和购买劳动力，通过特殊的G—W—G′交换形式获取货币利润。《资本论》第一篇的标题就是“商品与货币”，在第一章讨论价值时，马克思在表明了他的价值概念与使用价值或效用和生产率等技术关系完全无关后，就过渡到对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的讨论，并引申到第二章对货币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第三章讨论货币，第四章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了对货币理论的完整分析。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是研究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问题而是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与效用和生产率完全无关，只是联系到作为资本的货币所表示的总量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这里存在着一个由货币拜物教所产生的价值概念。这个价值概念在老百姓那里就是货币，就是金钱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而经济学家至今似乎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价值概念。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与价值是完全无关的，价值只是联系到实物。

这种价值概念或货币表示的价值直接联系到构成国民收入或GDP的各种总量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国民收入的构成所表示的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建立在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生产目的是获取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从而其成本收益计算只是由货币量值构成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再生产时，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把国民收入的构成划分为c＋v＋m，以表示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这即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收入法。在国民收入中，马克思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这就是国民收入的支出法。采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马克思阐明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实现条件是，资本家的投资要等于资本品部门的总价值和工资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总价值。这种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是，这里存在着企业以货币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因为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货币利润，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或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以企业获得利润为基础的。把国民收入明确划分为工资与利润就产生了一种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特殊的“消费函数”，即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因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积累，由此可以推论出有效需求的重要命题：由于工人的工资购买全部最终产品——消费品，那么在长期只有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不变或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不变，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率。这正是美国长期收入分配的经验数据，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总量小于消费品部门的生产成本，即企业按照成本制定的消费品价格是工人的工资买不起的。由于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的性质所导致的资本积累使资本存量大幅度提高，同时又使国民收入中工资的份额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增加转化为投资和资本将使产品的成本提高，并使工人的全部工资小于消费品部门产品的价值，由此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亏损。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阐述了价值到现实的生产价格的转型，使剩余价值率转化为现实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1825年，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这一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退步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技术进步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命题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因为产出的增加总是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而在马克思这里，利润和利润率只是用货币价值计量的，随着资本积累或货币投资的增加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必然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实物产出多寡的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里重要的是，价值的计量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资本、工资与利润所决定的利润率。

讨论马克思不能不提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与主流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成立的，即GDP和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根本就不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那么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向上就完全错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运行规律的目的，在于表明资本主义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制度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规则，通过修改游戏规则使其更符合人类的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这种任务是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完成的。在人们公认的改变世界的前十位思想家中，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榜上有名，马克思更是位居前列。显然，他们都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而是研究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经济学当然不排除资源配置的研究，但资源配置问题是被容纳到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源配置，即不只是获取更多的消费品，而是要实现人类的文明和理想。

王璐博士：柳老师，您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将主要集中在哪里？或者说是否可以用您著作中的理论来解释一下中国目前的实际问题呢？

柳欣教授：依据前面提到的有效需求原理，可以清楚地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有几亿人没有消费到超市产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却下岗，而基本消费品的增长率在GDP中的比重却持续下降，同时却把占GDP一半的基本消费品用于出口。导致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1991～1996年的高增长带来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1991～1996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从而使资产值成倍增加而造成企业的折旧与利息成本上升，而工资在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使企业按这种成本定价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收入而造成需求不足。显然，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降低资产值来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企业破产来降低资产值。然而1997年以来，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总需求政策导致了资产值大幅增加，并使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值却成倍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失业率持续增加，收入分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与富人消费相联系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而基本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且需求依赖于出口。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并不是稳定增长而是一种“滞胀”。导致这种滞胀的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即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导致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

当然，我提出向主流经济学宣战似乎有些过分，但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以及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许多激烈争论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主流经济学加以反思并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呢？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