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放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贫困人口在增加，这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水平飞跃发展的条件下是不可思议的。自1997年以来，虽然我国实际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说，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胀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采用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方法研究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而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采用前面所表述的有效需求原理可以清楚地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目前，超市里的所有产品、包括住房和汽车可以说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这些产品都是工人和农民（农民工）生产的，但中国的农民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也买不起这些产品，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如2006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只有3600元，不够在大城市中买一平米的住房。在目前有几亿人没有消费到超市里的那些产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却下岗了，而基本消费品的增长率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且许多产品的绝对量都在下降，同时却把占GDP一半的基本消费品用于出口，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买不起这些产品。在存在几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却放慢了。

导致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1991年～1996年的高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1991年～1996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从而使资产值成倍增加而造成企业的折旧与利息成本上升，而工资在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使企业按这种成本定价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收入而造成需求不足。例如，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的建筑成本一直稳定在700元左右，而住房的价格却由于地价上涨成倍增加，假设建筑成本为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人用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这使我国在1997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按照前面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降低资产值来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通过企业破产来降低资产值。然而，自1997年以来，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导致了资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并使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60%下降到2006年的41%，而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值却成倍地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失业率持续增加，收入分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2005年已经达到0.47，近两年在继续提高，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与富人消费相联系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而基本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且其需求依赖于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放慢。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并不是稳定增长，而是一种“滞胀”。导致这种滞胀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即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导致了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自发的市场将使企业破产而降低资产值和调节收入分配，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则是进一步提高资产值而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会导致严重的结构问题，即“滞胀”。

“滞胀”是美国和西欧20世纪70年代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出现的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这里有必要重新表述滞胀的特点：（1）这里采用名义GDP指标，即把实际GDP与通货膨胀率相加，滞胀就是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就业的增加越来越少；（2）资产值大幅度提高，或者说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例大幅度提高；（3）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即高科技发展迅猛而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基本消费品部门则严重萎缩。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显然符合上述滞胀的特点。自1997年以来，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但失业率持续提高，就业弹性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幅度下降，从1997年～2003年的七年间，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400万，只相当于1991年～1996年一年的水平。

自1997年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以来，过高的资产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如从199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大幅度攀升，并使收入分配严重向富人倾斜，如房地产和股票的收益成为富人的资产收入，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www.daowen.com)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超过25%，在GDP增长8%的条件下当然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增长率远低于8%，加之出口的增长率也在25%左右，而出口产品主要是基本消费品，这就使国内基本消费品部门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带动的房地产和高科技却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即房地产和高科技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流入富人的口袋，富人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部门的需求，形成这些部门的利润，而商业银行则又根据利润原则向这些部门贷款，形成其更高的收入，自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和高科技部门，如房地产按揭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30%，这些贷款大部分成为富人的收入，由此造成近年来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胀会进一步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则会使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升，使穷人更买不起基本消费品而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目前的城市住房价格飞涨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

需要提到的是，在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笔者在《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一书中，采用“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来说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年～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与名义GDP增长率密切相关，1950年～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年～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年～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年～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根据上述理论和经验，本人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高速增长方案，即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到2020年完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在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而且，当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也是与这种高增长相适应的，即目前高于30%的储蓄率只能与20%左右的增长率相适应。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的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在25%左右，使出口在GDP中的比值持续提高，这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贸易条件恶化，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对此，经济学家只是注意到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不仅不利于国际竞争，而且会严重扰乱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汇率所表示的并不是“购买力平价”，而是各个国家的“实际货币供应量”，这样，名义GDP的增长率与汇率是可以替代的，比如，当我国GDP的增长率达到25%，出口在GDP中的比值将保持稳定。日本、韩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都采用过这种方法。

当然，目前我国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当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时，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而房地产、金融、高科技及公务员的工资却大幅度增长，从而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恶化。但这些问题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二元经济中存在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容易解决这些矛盾，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结构矛盾。

本文所提出的“向主流经济学宣战”似乎有些过分，但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以及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许多激烈争论的条件下，是不是需要对主流经济学加以反思和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呢？

（原文发表于《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