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和规律，或者说对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正是针对这些统计变量的，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重新解释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对于重新建立经济分析体系是极端重要的。

如上所述，以技术分析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以货币为核心的竞争，包括市场经济竞争的规则和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制度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理论开始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诞生了与之完全对立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另一个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但是，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统治下，马克思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之前几乎没有进入西方的学术界，而在60年代至70年代对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中又存在着许多的误解，这种复兴随着剑桥资本争论的消失而终止了。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天才而伟大的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是什么呢？它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其运行规律，换句话说，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或意识形态被无情地渗透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如果翻开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人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它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翻版，是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盘踞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而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被认为都是为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分析而设计的。如在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总是把它联系到如何有效地分配劳动到各个部门、劳动时间如何决定相对价格等等，还有实物的收入分配理论，即作为实物的国民收入中资本家利润的部分构成对劳动的无偿占有或剥削。而这些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而是主流经济学。

什么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或劳动价值论呢？一提到价值，人们总是把它联系到具体的劳动时间、效用或实物的分配尺度等，而从未有人把它真的抽象为社会关系，这种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或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货币，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竞争和对人的支配，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而是购买劳动而获得一种权利，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或游戏规则。

在大学期间学习《资本论》时，我曾经得到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推论，马克思确实采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资本家剥削的并不是剩余劳动所表示的实物，而是价值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这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剥削是完全不同的。在讨论资本积累时，马克思采用了古典学派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储蓄和投资，当假设资本家不消费时，显然全部产品都是工人消费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只是用于对劳动的支配或是一种权利。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或本质，这是一种通过货币的权力竞争，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竞争和权利争夺不同，这里存在着人们创造出来的货币，资本主义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正是这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把人们之间的竞争引入了生产领域，使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得以实现，这种货币价值和竞争才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相对价格的基础，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就是GDP，就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当我们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和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正是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它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能够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正确的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理论已经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什么是有效需求问题呢？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表述即是，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则消费品部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工资总量，资本品部门的价值要等于资本家的投资或储蓄。由于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的性质所导致的资本积累，使资本存量大幅度提高，而同时使国民收入中工资的份额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增加转化为投资和资本将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使全部工人的工资小于消费品部门产品的价值，由此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亏损。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问题，即随着资本积累，资本存量价值大幅度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利润却不能持续提高，由此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1825年，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是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这一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马克思与他的前人李嘉图不同，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或者说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不可能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经济危机并不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里重要的是价值的计量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资本、工资与利润所决定的利润率。(www.daowen.com)

当我们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依赖于实物和生产函数时，我们就可以对凯恩斯的理论做出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即主流经济学以总量生产函数和货币数量论作为凯恩斯理论的基础加上价格刚性来解释现实，而凯恩斯正是要批判这种传统理论的“实物经济”分析，而代之以货币分析。凯恩斯的《通论》在建立“货币经济”理论的同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流新古典理论实物分析的所有基本定理，对边际生产力的工资理论、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和两分法的货币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表明在“货币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并不是实物的加总和计量，是以货币工资单位为基础的一系列货币量值，用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此可以把由货币的收入与支出所决定的利润作为研究的核心，从而表明经济波动问题。

1930年，在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不久，凯恩斯发表了他用了6年时间完成的天才理论著作《货币论》，在该书中，凯恩斯建立了完全以名义量值为基础的货币经济体系，其中的核心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即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用价值方式讨论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C+V+M）和社会再生产公式是高度一致的。

1999年，笔者通过研究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采用收入法重新表述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即W+d+r+π=C+I（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时，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就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言，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实际变量”与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

这一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总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如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和利润率也长期保持稳定。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赢利，即π>0，如果假设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则利润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即π<0），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π）。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这一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