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联系到GDP的加总，即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那些完全不同的产品和劳务怎么可以加在一起，比如巩利拍一个广告所得的800万元竟然和馒头加在一起构成GDP。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批评的有效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争论中得到证实，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在60年代～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剑桥资本争论中止了，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或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几乎完全中止了。

本人自1978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经济学至今，最感兴趣或难以割舍的就是剑桥资本争论。大学四年中，主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说是在背《资本论》，但这对于研究剑桥资本争论却是必修课，《资本论》和与之“配套”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经济学汉译名著似乎是理解剑桥资本争论的必经之路。在大学四年级时买到了陈彪如教授翻译的罗宾逊和伊特维尔所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剑桥资本争论，此后的学习和研究总是不能忘记剑桥资本争论，虽然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学习主流经济学，但似乎总是有一种天然的敌视态度，当然，那时根本搞不懂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

1986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得到了世界银行10万美元的贷款购买图书，我有幸成为理论经济学方面图书的挑选人之一，得以获得大量有关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献资料，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剑桥资本争论的研究，并把我博士论文的方向定为研究这个复杂的理论问题。1992年完成了50万字的博士论文：《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我对这本书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写作就用了三年时间，但完成时就知道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在绕圈子，其原因就在于全书的主题是围绕剑桥学派的观点“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展开的，而这正是导致剑桥资本争论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1995年～199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早就计划好的该书的下卷《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讨论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主要是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同样在完成时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完成后这本书一直打算修改而没有立即交出版社。实际上，当时已经心灰意懒，或者说已经打算放弃了这种没有希望的挣扎。

然而，在1998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GDP是假的”，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统计变量与统治人们观念的新古典理论的实物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货币的总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发现了“实际GDP是假的”这一命题，使我能够重新思考那些理论争论问题，极端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实际上，这个结论在《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一书的初稿中讨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时已经采用价值方式推论出来了，在《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一书中也已经对加总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所有的问题都产生于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即实际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反映的是实物和经济学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1999年，我把这一发现和重新讨论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杂志上，接下来开始重新修改《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该书在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我的发现和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解释，并重新建立了以有效需求和货币金融体系运行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同时主编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采用这种新的宏观理论对199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近几年，在我的博士生们的协助下，初步完成了对价值、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主要文献和争论的重新梳理和解释，200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王潞，柳欣）、《货币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柳欣，陈祥，靳卫萍）、《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柳欣，郭金兴，王采玲）、《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樊苗江，柳欣）。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和解释现实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www.daowen.com)

我在2006年出版了《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试图采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明我的观点并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与主流经济学展开争论。在该书的前言中，我使用了“皇帝的新衣”来表明问题的性质：“本书所要讨论的理论争论问题无疑是极端复杂的，就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讲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异想天开，因为这涉及到要否定目前经济学的基础和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并重新建立理论体系。但我对本书中提出的论点和逻辑证明还是充满自信的，因为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我们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100%的证明。”

现在我们来分析剑桥资本争论，澄清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将构成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和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如前所述，剑桥资本争论的关键是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相加成总量，即现实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对于新古典理论来讲，这种加总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因为新古典理论所要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只要有表示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就可以了，即哪一种商品（要素）越稀缺，它的相对价格越高，这样，按照相对价格就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当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我们可以使用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但对于多种产品模型，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它们加总为一个总量，而且这个总量不具有任何意义，比如说经济增长率为8%，当然不如说去年人们使用29寸彩电而今年使用了42寸的平板电视更清楚。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奇怪的GDP和加总的总资本、工资、利息等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概念。

如何得到这些总量呢？一种方法是把所有产品（要素）用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表示总量，然后剔除价格水平的变动而表示实际变量或实物的总量，这就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方法，但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成立的。试问，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稀缺性的价格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如果人们不喜欢巩利而喜欢章子怡了，GDP的总量就要发生变化。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地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其实，凯恩斯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就指出了这种指数问题，这种逻辑问题早就有确定的答案。

当我们否定了主流经济学的加总方法，这里还有另一种加总方法，这就是统一利润率的方法，或货币利息率方法，即给定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体系，然后加入一个外生的货币利息率，用所有的相对价格去除以利息率而得到一种新的相对价格体系，然后把它们加总为总量。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两种豆芽——绿豆芽和黄豆芽，它们的生长速度（边际生产力）和人们对它们各自的偏好是不同的，即它们各自的利息率是不同的，如绿豆芽为5%和黄豆芽为10%。显然，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和跨期均衡理论中，人们会根据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来选择什么时候消费哪一种豆芽，而不必加总为一个“总豆芽”量，但如果非要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加总它们会得到什么呢？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把绿豆芽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黄豆芽的收益率，从而获得黄豆芽的“资本化的价格”。这种方法即是目前人们经常采用的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K=R/i（K为资本品的价格，R为资本品的收益，i为利息率）。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使不同质的资本品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如可以通过绿豆芽和黄豆芽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黄豆芽与绿豆芽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黄豆芽的收益率等于绿豆芽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可以通过使黄豆芽的价格为绿豆芽的50%，则按绿豆芽价格计算的黄豆芽的（货币的）收益率就将与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就可以相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黄豆芽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绿豆芽的价格是黄豆芽的两倍时，它们的收益率是均等的。这个例子与前面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一个意思。

显然，根据上述推论，这种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意义，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总收入（或宏观变量），因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会存在一套宏观总量，即在加入统一利润率的斯拉法模型中，给出利润率，就将得到加总的总资本和总收入，其中，总收入减工资得到的利润与总资本相比将等于利润率。这些总量与新古典理论所要讨论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无关的，这些总量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

但是，这种加总在现实中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却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各种产品是异质的而根本不能比较，从而各个生产者之间是不可能竞争的，这种竞争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即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使用货币资本去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然后加上（统一）利润率出售产品而获取利润，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使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使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得以实现。在GDP中，巩利和馒头之所以能够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如果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巩利800万广告费，就要把“曲美”卖880万，生产馒头工人的工资如果是10元，馒头就要卖11元。这就是现实中加总起来的GDP和其他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性质，即用于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使竞争得以进行。如GDP的概念只是一个货币交易的增加值，而与实物的计量完全无关。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正是用货币利息率进行加总的，由此所得到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正是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而设计的。

剑桥资本争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都产生于经济学家误把新古典模型作为现实中的模型，把资本（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与货币利息率混淆在一起，由此导致了逻辑上的混乱。新古典理论中的加总和对总量性质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实际GDP是假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与技术或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