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目前的经济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理论上，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由罗宾逊和斯拉法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存在于新古典理论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经济学家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而且所有的争论都没有解。在对实际经济的预测上，经济学家的预言实在让人们失望，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后美国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过明确的警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东南亚经济和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赞誉有加。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如果你把中国经济学家在1995年之前做的预测报告看一下就会发现，其预测与现实的差距何等之大，几乎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今天中国会有如此之多的高楼大厦，会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可以使用同样的统计数据，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如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两个经济学家可以有三种观点，这让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人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的尴尬和无奈，但上述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产生怀疑乃至否定。

笔者的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就是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就是找出教科书的错误，然后修改它。当然，这种研究离不开上述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上述问题实际上已经说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从根本上错了，但错在哪里呢？

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了，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更明确讲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把表示社会关系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应用到技术关系的分析中，更进一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或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社会关系。(www.daowen.com)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笔者目前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要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在主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展开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