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批评实际上所依据的只有一点，即所有以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指标不是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指标，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竞争的纯粹的货币标准（或货币价值），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在六七十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5]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折）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折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当你认识到GDP是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时，这种极其深奥复杂的资本理论争论就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让我们采用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说明这个逻辑问题。剑桥资本争论所针对的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两个部分。

在生产理论中，按照生产函数Y=F（K，L） ，假设资本（K）和劳动（L）在生产产出（Y）时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按照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设，就可以得到一组凸向原点的等产量线，给定两种要素的价格，加入等成本线就可以得到新古典的要素替代原理，即厂商将根据要素价格来选择由资本劳动比率表示的技术方法，如当资本的价格提高时厂商就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则取决于它们的相对稀缺性（相对于人们的偏好），一旦给定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即可以确定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品和要素价格，从而决定厂商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分配。需要强调的是，在要素价格和要素的数量之间存在着单调的关系，如资本的数量上升时，利息率将下降，厂商将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

上面的模型是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产品模型”，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认为在这个模型中，上述新古典理论的命题都是成立的，但是它不能扩展到两种产品模型。假设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个部门，用X1表示资本品产出，X2表示消费品产出，用K1和K2表示两个部门的资本投入，L1和L2分别表示劳动投入，可以用下面的线性方法表示两种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

对于上述给定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如果按照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这只是讲一般均衡理论时简化的2×2×2模型（去掉了两个偏好不同的消费者）。因此，如果要在这个模型中确定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不困难的，即加入人们对两种产品的偏好，以及给定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它们之间递减的替代关系，即可得到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这里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求取价格，这种方法是，把上面的投入产出模型用数字给定，假设两个部门有统一的工资率（W）和利润率r，工资是事后支付的，就出现了下列的价格方程：

这个方程的意思是，当你得到右边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后，方程左边投入的资本品也必须按照这个价格计算，根据投入的资本要获得统一的利润率（利息率）的原则加入表示利润率的（1+r）才能决定价格。由于在方程中可以让消费品的价格为1来表示相对价格，把公式化简得到：

这个公式即是剑桥资本争论时使用的公式。从公式（3）中可以得到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关系：，从公式（3）中可以得到下列工资利润曲线；如下图所示，在图a中，当时，工资利润线是凸形的；如图b所示，当时，工资利润线是凹型的；如图C所示，只有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相等时，即当时，工资率与利润率才保持直线关系。

在工资利润曲线为直线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技术的工资利润线只相交一次（如图c所示），这时才能比较何种技术是资本密集型，何种技术是劳动密集型。但是，如果工资利润线是曲线，那么两种不同技术的工资利润线可能相交两次（如图a和图b所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在利润率较低时被采用的技术，随着利润率上升而被弃用，但是，随着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而重新被采用，即出现了技术再转折（Reswitching of Technique）。

图1　资本劳动比率与工资—利润曲线

在公式（3）中，由于采用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利润率的变化将影响资本的价格，按价格计算的资本价值不可能独立于利润率，这就会出现技术再转折，只要存在技术再转折就会存在“资本倒转”，即随着资本（价值量）的增加，利润率会下降，但到某一点后资本（价值量）的增加反而会使利润率提高，从而不再能保持新古典的资本数量与利润率之间的单调反向关系。显然，与资本劳动比率相等相比，各部门保持有差异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一种更现实的假定，而这意味着资本数量与利润率之间并不存在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单调反向关系。

我们把上述公式修改一下，假设工资是事先支付的，就可以把它变成马克思“转型问题”的公式：

但两个公式的意思是相同的。与前面一样，由于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利润率，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不可能使价值总量等于价格总量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量。而且可以得到，由于资本的价值随着利润率变动，虽然工资的上升会使利润下降，但却并不一定会使利润率下降，因为作为利润率分母的资本价值会随之变动，这即是李嘉图碰到的难题。

上述问题使经济学家异常困惑不解，为什么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的定理却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就连萨缪尔森这样的以逻辑思维敏锐著称的经济学家也错误得出两种产品（两个时期）模型在技术上与单一产品模型不同的结论。实际上，经济学家都被斯拉法迷惑了，只要比较前面新古典的实物投入产出模型和斯拉法的模型就会发现，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在前面的“2×2×2模型”或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是给定的数量，它们的相对价格是在时间偏好和稀缺性这种外生变量确定后决定的，从而不受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而在斯拉法的模型中却加入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因素——统一的利润率，为什么说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是原来公式中没有的呢？因为在原来的生产方程中（即公式1）就已经包含了按照边际产品决定的要素价格了，其实这一点在斯拉法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www.daowen.com)

斯拉法首先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AP=P（A是投入矩阵，P是价格向量）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在经济中存在着剩余，再假设工资率是统一的，则由于各个部门劳动投入与非劳动投入（资本品的投入）的比例不同，则各个部门剩余的分配或按照相对价格计量的利润率是不同的，或者说，这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这个模型正是我们前面列出的模型（公式1表示的）或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各种投入的要素或资本品是异质的，每一种要素或资本品都有表明其稀缺性和由人们时间偏好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或“自己的利息率”（或边际生产率，或产出弹性）。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品投入并不是同质的，各种生产要素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这里并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由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剩余只是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时间偏好。

在表述完上面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后，斯拉法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把作为投入的不同质的资本品（包括劳动）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由此才出现前面包含统一利润率的方程（即公式3，斯拉法用（1+r）AP+wL=P 来表示），这一模型与前面的新古典模型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由于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被变为一个总资本（即用资本品的价格加工资）。这一点用马克思的公式（即公式4看得更清楚，即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被使用工资和资本品的价格加在一起而要求统一的利润率，公式3与公式4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在公式2中表示得很明确，当资本投入是按资本品部门产出的价格计算时，在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由（消费品部门）价格表示的工资支出作为劳动投入将与资本投入加在一起受统一利润率的支配，这里的成本计算已经不再是实物的要素投入了。同时，两种产出也按照价格加在一起变为总收入，这个总收入也与实物的产出无关，所表示的只是由利润率（工资率）决定的相对于资本价值的一个比例数。公式3中所有的概念和含义与新古典理论的公式1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公式3中，资本品和劳动已经不再是投入的生产要素了，而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按价值计量的一笔预付的总资本，产出也不再是具体的产品，而是由利润率所决定的一个价格总量。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理解上述分析，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后，异质品模型中不同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就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不同的产品被加总为总收入，这就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资本和收入（GDP），假设收入中工资和利润的比例是不变的，则有最简单的公式r=Y/K，因此，当利润率r变动时，Y/K中的资本价值K必然发生变动（或Y发生变动），这种由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决定的总量的比例关系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完全不同，与两种产品模型中原有的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完全不同，而只取决于利润率的变动。

我们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来做一个“思想练习”。给出生产函数：Y=KαLβ，其中α为表示资本边际产品的利润率r，β为劳动边际产品的工资率w（当然，可以把模型中的劳动改为另一种资本品，如，只要它们不是同质的就可以了）。这样，按照新古典的所有假设可以有公式：

这个公式与公式3很相像，公式3好像只是加入了价格方程，而单一产品模型是不需要相对价格的。然而，公式3和公式5却是完全不同的，要把公式5改为与公式3相同的含义需要再加上一个统一的利润率（1+r），从而变为：

这里的P为产出的总价格，或把实物产出Y用价格加总，如果采用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则公式为：（Lw+Kr）P=YP，公式中的价格P只是一个计价单位，说按照边际产品和按照乘以价格后的边际产品价值计算是一回事，它不改变公式的性质，因此可以说明，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即使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换成价格模型，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并不会改变。但是，在两种产品模型中就不同了，由统一利润率加总的价格与按货币数量论决定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需要假设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在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率相同的条件下，统一的利润率并不起作用。由此可以表明，斯拉法的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区别就在于统一的利润率与货币数量论两种加总方法的不同，而货币数量论在异质品模型中的加总是没有意义的。

采用上述方法重新表明公式6的含义，即可以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得到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结论。采用李嘉图只有谷物的单一产品模型，资本家是用一笔谷物工资（单一产品）去雇用劳动和使用“谷物资本品”作为种子。这样，我们可以从公式6中得到与公式3完全相同的结论，因为这里假设，作为投入的是预先给定的资本家的“谷物资本”，资本家要按照利润最大化选择用于“谷物工资”雇佣劳动和留做种子的“谷物资本品”的比例，给定新古典模型中所有生产函数技术上的假设，其利润最大化就是按照MPL=w（1+r）和MPK=1+r这两个式子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原则进行的，而并不是原来模型中的MPL=β=w和MPK=α=r。^[6]显然，这种结论的不同来自于假设的不同，在公式5中，两种要素（或两种异质的资本品）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相加为一个“总资本”的，而公式6的假设正是现实中的企业（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和机器设备，这种机器设备和劳动之间的替代不是根据它们的边际产品，而是根据边际产品乘上统一利润率后的“边际产品价值”，即企业的要素替代原则是把一元钱的投资花在雇佣劳动和购买机器上时要有同等的收益率，即公式3中的统一利润率。由此可见，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并不是来自于单一产品模型和异质品模型技术上的不同，而只是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

在公式2中，不仅等式左边的“资本”被加总了，等式右边的产品也按照价格加总为总收入，这种加总显然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GDP统计方法进行的，而是根据统一的利润率原则进行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十七章中讨论货币的性质时提出，可以采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来加总各种异质品以得到总量。^[7]“自己的利息率”就是一种产品在两个时期的价格之比，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然后用这种一般利息率去除以其他商品自己的利息率，由此可以得到一种总量。

可以举“豆芽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两种豆芽——绿豆芽和黄豆芽，它们的生长速度（边际生产力）和人们对它们各自的偏好是不同的，即它们各自的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如绿豆芽为5%，黄豆芽为10%。显然，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和跨期均衡理论中，人们会根据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来选择什么时候消费哪一种豆芽，而不必加总为一个“总豆芽”量，但如果非要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加总它们会得到什么呢？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把绿豆芽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黄豆芽的收益率，从而获得黄豆芽的“资本化的价格”。这种方法即是目前人们经常采用的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K=R/i（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的收益，i为利息率）。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使不同质的资本品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如可以通过绿豆芽和黄豆芽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黄豆芽与绿豆芽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黄豆芽的收益率等于绿豆芽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可以通过使黄豆芽的价格为绿豆芽的50%，则按绿豆芽价格计算的黄豆芽的收益率就将与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相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黄豆芽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绿豆芽的价格是黄豆芽的2倍时，它们的收益率是均等的。这个例子与前面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一个意思。

显然，根据上述推论，这种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意义，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总收入（或宏观变量），因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会存在一套宏观总量，这些总量与新古典所要讨论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无关的，这种加总的做法在新古典模型中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些总量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

然而，这种自己的利息率加总就是前面的公式3和公式4中的统一利润率的加总，这种加总对于由公式3和公式4所表示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模型来讲则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不是实物（如豆芽菜）的分配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加总这些宏观总量的就是货币利息率，从而使这些由价值表示的宏观总量就是由货币价值来表示的，货币价值或价格决不表示任何实物和物价水平，而是作为企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竞争的标准。

剑桥资本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的经验意义，许多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的经验例证，但却很少能够在经验中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如前所述，剑桥资本争论所针对的是总量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宏观变量与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是完全无关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分为两个步骤：其一，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决；其二，在其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货币量值表示的利息率和工资率。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并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前面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或“边际产品价值”。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在这里重要的是，边际产品价值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边际产品乘上货币数量论的价格水平，而是乘以统一的利润率。

对于这一问题的证明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而同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实也就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贴现”，当二者相抵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相同的。实际上，厂商只是按照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进行决策，但这种相对价格已经由统一的利润率修改了，即前面所表明的是由货币利息率加总过的，从而可以与宏观总量相联系，厂商按照这种联系到总量的、由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决策并不改变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当然，这里必须彻底抛弃货币数量论。

上述分析可以明确说明为什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技术再转折。按照新古典的技术选择，当利息率变动时厂商将改变资本劳动比率，而现实中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以来，美联储把利率下调了近80%，然而，企业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技术或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原因是利率作为宏观变量与技术是无关的。如果企业真的改变了技术，格林斯潘再把利率调回来怎么办？这一点对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性质是重要的，新古典理论所表述的只是生产的技术关系，它不能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资源配置实现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剑桥资本争论所产生的逻辑悖论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错误，新古典理论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分析和严格的一般均衡理论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产生于错误地把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加入到其由稀缺性所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中，由此导致了概念上的凌乱，即当加入统一利润率后，资本、收入、工资和利润已经成为加总的宏观变量，而不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实物投入产出关系了，所表示的只是人们竞争的社会关系，然而，剑桥资本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习惯地把新古典的原理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就是在描述现实经济的运行，这种概念充斥在所有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比如他们一直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是其中包含着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一直把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理论当作现实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使用，甚至不加思索地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并把凯恩斯的货币的宏观理论改为名义和实际变量分离的实物分析。因此，当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其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时，萨缪尔森、希克斯和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本身存在问题^[8]，而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宏观变量，而是把新剑桥学派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的统一利润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批评者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虽然接受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但他们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一直把相对价格问题作为问题的核心，而几乎没有人表明斯拉法（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模型中宏观总量的性质，一旦集中在相对价格问题上，新古典理论的错误就难以澄清了，当新剑桥学派也误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实物统计时，就不可能彻底抛弃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当剑桥资本争论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当人们错误地理解了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从而把争论引向了没有目的和方向的极为复杂的数学论证时，经济学家放弃了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好像这场剑桥资本争论并不是在毁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基础，而是使新古典理论经受住了逻辑的考验。这种放弃导致了经济学的严重倒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湮灭了。8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用总量生产函数、刚性工资和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彻底取代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凯恩斯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了，经济学重新被数学家和工程师占领了。

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是不可能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总量和总量关系的，这些以货币表示的总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古典理论也不能直接使用这些货币的统计资料来说明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在相对价格中也已经包含了这些总量关系所决定的供给与需求，现实中的相对价格不仅是由稀缺性决定的，而且取决于有效需求，这种供求均衡是一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而不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正是产生于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产生于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分析，产生于对目前经济学所研究问题性质的错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