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曾正确地指出，新古典教科书中对厂商的描述只是一个生产函数，但遗憾的是，科斯把交易成本加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之上后，依然还是一个生产函数，只是增加了一笔交易费用。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种计算成本的方法根本不是现实中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教科书中的厂商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通过技术分析即可确定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产出，这里有固定成本（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准租金和利润等实际中企业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和成本收益计算与现实中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不同的，新古典教科书中的这些概念是以技术上的、实物的投入和产出，即生产函数来计量的，而实际中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完全是采用货币计量的，这二者之间显然是不能使用物价指数来使它们等同的。

在厂商理论中，固定成本是一堆机器和厂房，它们在短期是不变的，再把作为可变成本的工人逐渐加到机器上去考察产量的变动，由此得到一条U型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还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长期成本和规模收益的变动。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也是实际企业生产中存在的。但是，你只要拿出企业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上述这些成本和产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找不到的，这里只有花了多少钱和挣了多少钱，如前面对GDP的分析一样，所有企业中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是不可能用货币来表示的。如果实际中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按照教科书那样的，总经理一定是工程师，最好再找一位数学家做财务总监帮他计算，而实际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却根本不需要懂得技术，而是要具备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因为他必须在商场上按照游戏规则和其他的“动物”去争斗和摆平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之间的争斗，他可以没有任何技术和财务方面的知识，甚至不懂经济学和算术，但他决不能没有勇气。

在实际中，一台机器配几个工人和厂房盖多大规模那都是工程师的事，企业家要做的只是花大价钱把最好的工程师从别的企业挖过来，然后就把技术上的事情交给工程师了，计入企业成本的只是工程师的工资。当然，他要找一位能够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财务总监，这位财务总监根本不需要知道上面教科书中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计算是工程师的事），但他必须知道联系到游戏规则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成本概念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甚至在目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例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是不能根据折旧来计算成本的，因为“机器”的价值是可变的且可以随时在资本市场上卖出去，他必须根据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买卖企业的资产和把这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生产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而且可以通过这种资产交易修改会计报表，以使其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所有这些成本收益概念和计算与教科书中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联系到挣钱的游戏规则。(www.daowen.com)

当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成本和收益概念去建立貌似现实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型，并用于对实际的企业、市场和产业组织的研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目前许多的行业或大多数行业都有许多规模极大的企业，而且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按照它们所占到的市场份额来讲肯定属于教科书中的垄断或寡头垄断，但是不是如教科书所讲的，这些垄断企业比完全竞争的企业成本高、价格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呢？实际中显然和这些结论相反，这些大企业的出现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难道你可以说沃尔玛商店里的产品价格高和服务差吗？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大企业是在高度竞争中产生的，在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个企业，也可以说它是“完全竞争”的，因为你只要做得不够好或者说不是最好的，不论企业的规模有多大，马上就会有人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你的企业并做得更好（当然由政府垄断而不许别人进入的行业除外），这就是现实中的竞争。这种企业规模是由技术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决定的吗？这里并不否认技术上的规模收益与企业的规模有关，但如果采用教科书的方法从技术上的规模收益去讨论现实问题就糟透了。在六年前出版的一本产业研究报告中，作者通过严格的统计资料检验提出，电视机行业的最佳规模是40万台，还有与这个数字差不多的洗衣机、电冰箱等行业的最佳规模，但只是几年后的今天，我国最大的电视机厂家的产量是2000万台，这样的研究报告能用吗？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的规模肯定要超过1000亿美元，因为比尔·盖茨的资产是1000亿美元，如果在技术规模上1亿美元是最佳的，他会让工程师建1000个工厂，但工厂的规模与企业的规模完全是两码事，企业的规模是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决定的。

经济学家在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当然不是按照原版的教科书进行，因为它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他们加入了许多现实的因素或变量，以期能够使其解释现实，然而，当他们按照教科书的教条把那些实际的因素加到依然是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规模、绩效、行为”的框子中，而不是研究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和游戏规则时，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例如，在产业组织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特别是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时，采用同样的统计资料却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显然来自于理论上的逻辑矛盾。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说过，经济学是一个工具箱，供你拿来应用，怎么用都行。有的经济学家就照此行事，你的企业要委托我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吗？可以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结论，我肯定可以给你用严格的推理和统计资料证明得出你的结论，当然，企业是要拿这个结论去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这种情况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报告中并不少见。人们一定会说，政府按照这个报告制定产业政策不就坏了吗？实际上不会，因为政府官员不是傻瓜，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其他的原则，比如利益集团的斗争，目前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还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说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对于需求的分析和预测还有用的话，其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厂商理论则必须抛弃，经济学家必须从实物转向货币，研究竞争的博弈规则，规模收益等技术关系只能是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