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理论依照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教条，认为人们的收入必然会转化为支出，从而不可能产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问题。这一理论建立在两点假定之上，即利率的变动能够自动调节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工资率的变动能够保证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革命打破了新古典理论的教条。首先，凯恩斯把储蓄与投资分离开来，指出储蓄与投资是两个过程和由完全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储蓄依存于收入，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法则，很少随利率的变化而改变。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资本的边际效率决定于利率和其他外部条件变动所决定的利润率。利率产生于货币的灵活偏好，这种货币的灵活偏好是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预期的反映。当人们预期未来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减少投资时，人们并不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而是把收入以货币形式储存起来保持其灵活偏好，以备将来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其次，对于工资率，凯恩斯指出，货币工资率本身具有一定的刚性，并不会随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而改变。而且，当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时，降低工资率会使有效需求不足更为严重，并不能增加就业。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吗？如果财政政策真的能够调节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使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步伐相一致，是能够缓和工资与利润的对立的。无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缓和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但是，这种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只能在保证新积累资本一定利润率的前提下才能行得通，即只有当技术飞快发展使新投资利润率极高时，这种一定限度的收入再分配才可以减缓加速积累的过程。而当技术进步放慢时，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必然会损害资本的利润率，从而导致资本家减少投资并危及这一制度的基础。战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使凯恩斯主义极盛一时，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技术发展的放慢，就使凯恩斯主义不灵了。这种财政政策理论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要增加国家开支就要增加税收，而要剌激私人投资则又需要减税。这就使新古典综合派乞求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在减税的同时靠发行货币来增加国家支出，即赤字财政政策，这实际上与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提高总需求是相同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工资率和利息率，以提高资本的利润率来促进投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在长期中根本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www.daowen.com)

最后，笔者的论点归结起来就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而与之相对立的各西方经济学流派虽然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上和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某种进展，但由于其社会哲学的局限性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并不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应当建立一种能够表明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相统一的价值理论，并能够说明垄断竞争的动态非均衡发展过程，以及如何通过国家、法律和生产的组织形式（计划与市场）来自觉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人类理性。要实现这种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有一种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是建立在人类能够认识并根据自己的理性自觉调节经济运动基础上的，从而能够从更高的角度来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而且更能说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这种新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学。

（原文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