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危机使经济学家再也不能信守新古典理论教条而无视现实了，这样凯恩斯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首先，凯恩斯采用了一种总量分析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建立起一套宏观总量均衡模型，即总供给、总需求、总投资、总储蓄、总消费等。这些总量概念可以直接与实际的经验观察和统计资料相联系，从而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来研究宏观平衡问题。正是在这种直接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凯恩斯建立了他的三大心理法则，指出人们的储蓄取决于收入而很少为利率所左右，投资取决于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从而在货币具有贮藏功能——即存在其灵活偏好的条件下，这一体系并不能保证储蓄等于投资而使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平衡，这就打破了新古典理论把储蓄与投资同时作为利率函数而使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教条。

然而，这种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总量分析方法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在“微观基础”问题上，凯恩斯无疑试图抛弃旧的理论，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工资论与物价论上，如他把物价水平与工资率联系起来，认为工资作为直接成本的最主要因素与间接成本——即利润共同决定着商品价格，从而货币工资率的变动会导致价格的变动。但凯恩斯的分析到此为止，他没有进一步考虑这种工资论与物价论是与怎样的市场类型相联系的，也没有说明这种市场产生的原因，或者说他没有或根本没有想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市场运行机制理论。这就不能回答直接成本——工资和间接成本——利润所决定的价格是如何在市场机制中形成的以及在怎样的市场类型中形成的，也不能回答决定这种市场类型产生的所有制关系是什么。对这种微观基础的分析不仅是实证的总量分析方法所难以完成的，而且是与凯恩斯的心理法则格格不入的。凯恩斯的工资论与物价论所阐述的观点更多地产生于观察而不是逻辑分析。这些论点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不论市场类型怎样，总是如此。事实上，凯恩斯并不打算全盘推翻新古典的市场理论，这表现在他依然把新古典理论作为他的一般理论的一个特例。他认为，在通过某种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新古典理论还是适用的。在凯恩斯的“微观”理论中并没有产生新剑桥学派所称道的“革命”，而是基本上沿用了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中才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概念与范畴。因此可以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建立起与其宏观理论相一致的微观基础。这不仅导致了凯恩斯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矛盾，而且使他的分析不能揭示宏观经济运动中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虽然单纯依靠经验观察的总量分析方法可以发现这种矛盾。

其次，凯恩斯采用了比较静态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即非瓦尔拉均衡）分析方法。比较静态方法按一般方法论的解释是指从一个均衡态势到另一个均衡态势的特种变动的分析。但凯恩斯的比较静态分析是与此不同的。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是指非瓦尔拉均衡，虽然同样是从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分析，但两种均衡状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凯恩斯特别强调两种均衡状态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是预期的不确定性。在两个时点的均衡过程中，正是由于存在着人们对将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投资波动（即总投资不等于总储蓄），导致了均衡点的变动，某种特定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只是由于投资变动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而使储蓄等于投资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一点，凯恩斯的比较静态方法具有动态分析的性质。反过来，这种特殊的比较静态方法又使得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或非瓦尔拉均衡）带有非均衡分析的性质。正如新剑桥学派所强调的，凯恩斯把预期的不确定性置于连续不断的时间过程中，各个均衡点随时间的位移将不会达到静止的均衡状态。(www.daowen.com)

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在凯恩斯理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货币的灵活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无怪乎新剑桥学派把这一点作为凯恩斯革命的精髓。然而，与凯恩斯的总量实证方法相联系，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是提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严格合乎理性的人们的行为，却不能表明这种特定的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及规律，或者说决定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因素和人们预期的是什么，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阐明市场的运行规律。因此，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把实证的总量分析置于一种动态理论模型之中，但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动态分析，它没有阐明动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以及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这种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对于市场运行的作用。与此相联系，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或非瓦尔拉均衡）分析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均衡分析方法，虽然投资决定储蓄会产生非充分就业均衡，但只要一达到均衡点，动态过程就完结了。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并没有考虑在非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市场体系与价格结构是否是均衡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阐明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一旦表明市场机制的运行本身就是动态非均衡的，则这种比较静态的非瓦尔拉均衡方法的缺陷就表露出来。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彻底的动态非均衡分析才能完成，而不是非瓦尔拉均衡。

凯恩斯分析方法的缺陷和理论中的矛盾不能不归之于他的社会哲学，虽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缺陷，但却试图在不触动它的“微观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的宏观干预来解决其矛盾。然而必须指出，宏观与微观是融为一体的，宏观与微观的概念本身也只是经济学家为了某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任何国家干预都不可能置身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之外，问题仅仅在于这种干预与市场运行本身的内在规律是否矛盾。

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彻底地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论宗旨。在这里，经济理论被截然划分为相互割裂、相互矛盾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运行的新古典理论与国家调节总需求的凯恩斯理论融为一体，收入决定论和IS-LM曲线使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恢复到静态均衡分析。“现在的论点是，政府当局有责任保持有效需求的水平来提供充分就业。然后政府当局就没有别的什么事要做了。自由放任死灰复燃。经济理论又回到推敲瓦尔拉均衡的性质方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