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所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提出一个著名论点：社会科学研究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是相同的（自然主义学说），即都必须采用逻辑演绎和对假说证伪的方法，并据此对历史决定论提出尖锐的批评（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学说）。当然作为研究方法的逻辑演绎与假说证伪的一般性无疑是社会科学家普遍可以接受的，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波普对“整体”主义的批评和由此引出的社会哲学。波普认为，由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来用逻辑演绎和假说证伪的方法，从而作为一种“整体”知识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是不能检验的，特别困难的是检验这种“整体”知识所需要的受控条件会完全改变理论假说形成时的条件。据此提出，试图用“整体”计划来控制社会发展只能是“乌托邦工程师”的幻想，只有根据可检验条件来设计控制的“渐进工程师”才能真正利用所能获得的知识。[1]这样，问题的核心就成为人们能否获得“整体”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对社会发展加以“整体”上的控制——即实行“整体”计划问题。这一点才是波普的方法与历史决定论的分歧所在。
波普的这种方法论的社会哲学引起了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关注，这种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和试图用计划来自觉改造社会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方法论学说，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欢迎，无怪乎这篇论文能够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首先发表。波普的论点，特别是他的社会哲学已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在吸收了波普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波普不同，哈耶克把波普对人们如何认识和应用知识的论点推到了极端。他认为，作为一种“整体”的知识不仅是人们不能获得和不能检验的。而且，就知识本身的特性来讲，他只能是分散在各个人的头脑之中的，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不同意波普的论点，他认为波普把物理学的原理搬用到社会科学中来，而社会科学与物理学是不同的。其根本的不同点在于，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各个有思维创造能力的个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领域中创造着和获得着新的知识，从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只能获得他所从事活动的领域的局部的知识。社会经济活动正是所有各个人使用他们各自的知识而组成的。因此，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分散在各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各种专门知识本身，这是社会科学和物理学的最大不同点。[2]
哈耶克方法论的最重要例证是他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哈耶克认为，市场价格机制正是这种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分散在各个人头脑中的知识的机制，由于每一个人都只具有自己工作领域的专门知识，如各种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方法等，由于现代生产的专业化使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某个局部的生产领域才能掌握这项技术。那么，在社会化生产中，各个人的知识又是怎样联结起来以组成社会生产的呢？是市场机制把分散在各个人之中的局部知识连成一体，由于整个社会生产是一个连接的整体，每一个人在应用自己的知识时都需要知道其他人所拥有的知识，如果通过直接的信息传递，那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甚至不能进行的过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知识都在变动，因而根本不可能由某个人或某个计划机构来掌握这些知识并加以计算，然后再制定计划和传达指令。而市场价格机制则能做到这一点，它把所有的知识或信息都变为十分简单的价格信号，每一个人都不必去了解和掌握其他人或其他所有的人的知识，只需根据价格信号应用自己的知识就可以了，价格机制把所有的人的知识连为一体，使社会化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哈耶克特别强调，这种市场机制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自觉组织的结果，它同样是各个人从本能出发应用自己知识的结果。
波普与哈耶克的论点无疑是对历史决定论者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师”们的强有力挑战，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他们的论点给予有力的反驳。然而，“乌托邦工程师”们的社会实践却对他们的论点提出一些疑问，这正是本文涉足这一领域的原因。
人类知识的一个最重要性质是它产生于人类的需要。人们研究和掌握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艺是为了获取物质资料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推动着人们去认识自然界，进而改造自然界，更通俗点讲，人们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并不是自然界天生就有的，而是人们利用知识来制造的，大自然的赋予可能使人类制造出远比现在更多的各种物品，但现有的各种物品却只是人类需要和可能制造出的产物。人类不会去研究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当一旦产生出某种需要，就将会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社会领域比在自然领域更少受到限制。
由此，可以推论出这样一个命题，人类需要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是人们研究社会科学的前提，这是由人类知识的性质决定的。无论是波普的“渐进工程师”还是哈耶克探索的最有效利用知识的机制，这些对过去经验的研究都是以它们能够指导人们的自觉行动为基础的，也就是对过去经验的研究能够对以后的人类行为发生作用，这种用过去的经验知识预测未来正是历史决定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和人们需要认识这种规律来指导未来的行动。
由此又可以推论出第二个命题，在社会活动领域内，人类在认识其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自觉的组织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像在自然领域人们创造某种工具来生产新的产品一样。人们认识社会规律正是因为人们能够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并能够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来实现人类的目标，否则，社会科学知识将毫无用处。
这样，又可以推论出第三个命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必然存在这样一种“整体”的知识，即关于人类组织的知识，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各个分支或用于制造各种产品的专门的、同步的知识，它是关于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组织的知识，哈耶克试图探寻的能最有效利用分散的知识的机制的研究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很显然，它与分散在各个人头脑中的局部知识不同，而是一种关于“整体”的组织形式的知识。
在自然领域，人们获取知识是为了创造生产工具来制造新的物质产品，在社会领域，人们获取知识是为了创造新的社会组织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任何社会组织的产生都不仅是人类的本能和习惯的产物，而且都包含着人类知识、人们自觉行动的因素的作用。无疑，在最初的交换行为中，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会促成市场的形成。然而，一旦人们之间的这种市场联系建立起来，特别是当它不再是完美的，而是包含着激烈的冲突的时候，人们便产生了要研究和改造它的愿望，研究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来改造它，比如通过国家的法律形式明确所有权关系，统一度量衡和确定货币标准，等等。国家作为解决人们利益冲突的政治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们对这些社会领域知识的了解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完全的和通用的知识，或者说他能够完全知道和充分论证检验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后的情况，这些知识可能是以前的（比如历史学）或是对一般的经验归纳得出的规律（如经济学），但并不会因其是不完全的知识而阻止人们的行动，重要的在于要人们改变现存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愿望或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崩溃了。在这一点上与自然界按照恒定规律的运转不同，随着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和知识的增长和变化，人类本身也在变化。这就使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
波普认为，由于社会科学也要用逻辑演绎和假说证伪的方法，因此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不能检验的，特别是这种知识所需的受控条件会完全改变理论形成时的条件。从而人们不可能得到一般的和可以直接应用的社会科学知识。这正是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机械地搬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
无疑，逻辑演绎和假说证伪的方法是人们进行思维研究的一般方法。然而，由于社会活动领域的特殊性，使得逻辑演绎和假说证伪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所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假说形成还是知识的检验都不是在受控条件的实验室进行的，而是依靠某些特殊的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这些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独有的和必须采用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更表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人的主观性或价值判断。(www.daowen.com)
让我们先来看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研究不存在实验室，而形成各种社会事件的条件又极为不同，因而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需要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研究者认为重要的东西来，这种抽象与实验室进行的物理学试验不同，它是社会科学家通过思维作为感性认识的概括而抽象出来的，包含着他的主观价值判断。所抽象出来的因素可能并不能脱离其他的因素而单独存在，而关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并不像物理试验那样容易确定，这就使社会科学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于人们行为的假说。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任何社会科学假说都必然包含对人类行为的假定。然而，人的行为不仅受周围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且受人们之间关系的影响，它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动而变化的。这就使社会科学假说更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成分。
这种不确定性和主观价值判断对于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毋宁说这种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是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形成的条件。社会科学家根据抽象出来的因素和对人类行为的假定形成理论假说，通过逻辑推理确定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但这还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理论假说，社会科学假说必须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它必须指出通过改变某些条件（其中最主要是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得到某种结果。
这种抽象的、包含可改变条件的主观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如何论证和检验的呢？仅仅依靠逻辑推理来论证科学理论是不行的，他必须与历史方法相结合，即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统一，这就是使逻辑推理的进行符合于历史发展的顺序和用历史的进程来证实逻辑推理。既然使用历史方法，那么比较方法就必不可少了，因为历史演变是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为特征的，而比较方法突出地表现出主观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观察和比较同时又是理论假说形成的基础。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知识才能够预测未来。这种社会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正是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相吻合的。
现在再来看社会科学知识的检验问题。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和它的形成过程表明，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不可能在不变的和受控的条件下进行检验，波普的这一命题是成立的。但是，从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和形成过程却可以推导出以下两个命题：第一，这种社会科学知识虽然没有经过检验，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可能是正确的和有用的；第二，只有改变条件才能检验社会科学知识，无论是“乌托邦工程师”知识还是”渐进工程师”的知识都是如此。这样，从这两个命题我们可以推出与波普完全不同的结论。
如果我们承认存在一种关于“整体”的知识，那么，只有通过人们的主观行动改变条件或改变人们的组织形式才能检验它，在这一点上，“乌托邦工程师”和“渐进工程师”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渐进工程师”所能应用和检验的知识要比“乌托邦工程师”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是涉及到这样一类整体的知识，即不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就不能得以应用和检验，那么“渐进工程师”就无能为力了，渐进方法甚至根本不能确定各种因素之间的真正关系，特别是这些关系中所包含的主观性。当然“乌托邦工程师”的试验失败也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知识，还有历史。正是历史在“乌托邦工程师”和“渐进工程师”之间进行选择。
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往往不是由于成功试验，而是由于存在社会组织的危机和人们试图改变它的愿望。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市场机制的失灵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产生于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愿望。市场机制的失灵产生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渐进工程师”的试验，这种渐进的试验虽然取得了某种功效，但并不能真正地检验理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倾斜式发展，“渐进工程师”就更无能为力了，因为这要超越几个时代，从而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这样，用历史决定论武装起来的“乌托邦工程师”必然会登上历史舞台。
（原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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