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业经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北宋建立之后，在宋朝的北疆地区，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它们为了稳固自身的力量，追求经济利益，时常向宋朝发起军事进攻，紧张的沿边局势使宋朝需要时刻加强戒备，为增强防御能力而耗用了朝廷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北宋朝廷一直为两大难题所困扰，一是财政的拮据，二是战马的缺乏，怎样解决这两大问题成为了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而茶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这两个关键问题息息相关。

北宋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以铜钱、绢、茶叶等物品折支马价。一匹绢与一匹马的对价大约为三十比一，整个北宋时期，每年平均约需购马两万匹，这便需耗用绢大约六十万匹。例如，太宗、真宗年间，该时期两税所收的绢总共不足两百万匹，仅买马一项就需开支百分之三十，再加上绢价贱，马价贵，长期以来朝廷感到疲于负担。从货币政策的实行效果来看，北宋每年的铜钱铸币量随年份差异较大，较少时如至道中为八十万贯，最多时如熙宁年间达到五百零六万贯。在铸币少的年份，按每匹马约价值三十贯，每年宋朝需要购马约两万匹计算，每年需要耗费铜钱六十万贯，几乎占了货币发行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这显然是朝廷难以承受的，就算在铜币铸造量最多的时期，每年仍要以很大比重的货币量来满足马匹的获取，这无疑使马匹成了北宋政府军事行动的一个羁绊，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被动的局面。再来看看茶叶方面的情况，纵观整个宋代，年产茶大约可达五六千万斤，而全国总人口数量最高时才有四千余万人，茶叶每年的人均占有量有一斤多。这就使茶叶还有足够的外销空间，货源相对充足，以一百斤茶叶可换取一匹马计算，二百万斤茶叶就可以换回两万匹马，对于宋朝廷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国家专卖茶叶还有固定的茶利，在茶利较低的年份每年大约也有一百多万贯，如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在茶利可观的年份更是可达四百多万贯，如孝宗淳熙初年（1174年）就高达四百二十万贯。陈从古指出，“国家利源，雄茗居半。”如果仍以三十贯钱买一匹马来计算，在茶利的保障下，宋代中央财政有足够财力用来支付每年六十万贯的马价。

宋朝大部分时间处于与辽、西夏和金的对峙局面。由于北方产马地区大部分被辽、西夏和金的势力所覆盖，所以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政策上采取措施限制战马大量流入宋，并在战场上有意掠夺宋国战马，经常造成宋国战马严重短缺的局面。而茶叶的介入为宋国的不利境地带来了逆转的希望，宋国不可一日无战马，然而辽、西夏、金也不可一日无茶，以茶易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战略。这期间，随着供求关系的微妙变化、民族关系的紧张与缓和等因素，茶马的比价时有出入。另外，能够决定茶马比价的还有马的骏弩和茶的优次之别。南宋时期，北方产马区域尽失，南宋朝廷马源稀缺，不得不以高价从北方购马，马价一时间上涨了十多倍，马弥贵而茶弥贱。茶马贸易不仅影响着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人民的生活，有时候还能影响军事政治局面的走势，如仁宗时西夏发起对宋战争，导致茶马互市一度停止，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民怨沸腾，甚至导致西夏不得不与宋朝签订所谓的停战协议。

在两宋时期，茶叶的确对边防局势起着十分重要的牵制作用，正如南宋人张震所总结的那样，“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即四川茶叶不仅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茶利来源，为军队解决了部分军费，还通过茶马贸易维护了宋朝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满足了宋朝对战马的迫切需求。

（二）茶业经济的民生作用

茶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宋朝国家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其在茶马贸易中的特殊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外交局势。随着茶业经济各个环节的逐步完善，茶业在民生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将茶叶用于商品交换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早在唐代，茶叶就被用来与很多商品进行交换。到宋代，与茶叶相互交换的商品种类就更多了。有时表现为两种或者多种商品一起并用与茶叶进行交换，有时候表现为茶叶连同其他物品一并用于交换另外某种商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论官府还是茶商等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某种商品，必须先用茶叶换取另一种商品，如交引等，然后才能用来交换目标商品。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以茶叶为中心，将众多商品纳入这个复杂交换过程的有机体系。从有关文献记载看，宋代可与茶叶进行交换的商品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金银等贵重物品。宋朝时期，金银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其表现还并不明显，但是金银作为贵重商品的等价物，被投放到市场与其他商品相互交换的情况很常见，用金银作为等价物来折博茶货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在宋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之中，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早在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杨允恭受命禁榷江淮盐，他就曾令商人先将金帛入于京师折博务，而用茶叶偿其值，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货，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24]这种折博的实质就是以金帛换茶叶。从北宋前期开始，宋朝廷就鼓励商人用金帛换取官府的茶叶以供出售，建立了初步的以茶叶为中心的间接专卖贸易体制。

（2）布帛之类的丝织品。排在金银之后最常见的一类用以折博茶货的商品是布帛。在宋朝，布帛作为日常实用的商品，被投放到市场中，用以交换其他物品，这种现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更加普遍。在茶叶市场中也是如此，布帛换茶叶的方式一直在交易方式中占有很大比例，宋朝官府以布帛换取茶叶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如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宋朝廷下令河南、河北监牧司现存所有钱帛粮食皆由提举市易司支配，用以充当买茶本钱。布帛与金银相比，其价值虽小，胜在量大，因此被当作金银的辅助手段渗入茶叶市场，参与贸易，其作用也不容忽视。所以，在整个宋代，金帛并用的现象在茶叶市场中一直存在着。

（3）粮食及马料类商品。粮食也是与茶叶交换的重要商品，它虽然不是贵重商品，其自身价值较小，但一直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日用的必需品，军队也自然需要大批的粮草供应。二是因为粮食是广大农户所拥有的主要剩余产品，农民能够且只能以粮食作为交换的媒介，因而用粮食在茶叶市场中换取茶叶，或用茶叶在市场上折博粮食，在宋代都是比较常见的事。对于官府来说，这也是解决朝廷军粮供应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

尽管都是粮食与茶叶的交换贸易，但各个时期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又不尽相同。例如，在北宋前期，官府常鼓励茶商往边区入中粮食而以茶叶优惠补偿。当时入中的粮食品种主要是米和豆类，如“端拱二年……令商人输米豆而以茶盐酬其直，谓之折中”。[25]在此之后，为了使商人到边境地区入中粮草，朝廷以高价诱之，这就是所谓的加抬、虚估。这种政策上的倾斜实质上是官府通过宏观调控茶粮的比价，提高商人入中的积极性，以此获得足够的军粮。在这种情况下，茶叶的价格是相对比较低廉的。同时，这对茶叶市场的冲击也是极大的，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所以后来宋朝廷曾多次废除这种沿边入中之法，改用现钱法等。之后，又有入中刍豆还以茶叶交换，结果仍是刍豆虚估益高，茶价益贱，因而在仁宗嘉裕四年（1059年）之后，宋朝廷开始实行以通商法为主的新茶法。到这个时期，茶粮贸易的方式基本被废止。

（4）食盐。食盐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因而茶盐交易在宋代社会中也普遍存在。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后，茶盐交易就成了调剂余缺、以有易无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茶叶实物交易的类型之一。早在宋太祖年间（960～976年），通泰地区的盐户纳盐，宋朝政府就是用茶叶、米、布帛等物当其值，直到开宝七年（974年）才改以钱来偿付。熙宁九年（1076年），针对成都府等路茶场的利害问题，刘佐上表称：“商人贩解盐入川买茶至陕西，获利甚厚。欲依商人例，岁以盐十万席易茶六万驮，约用本钱二百一万缗，比商贾取利皆酌中之数，禁商人私贩。”官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取代商人，对川、陕之间的茶盐贸易实行垄断政策。虽然这种茶盐贸易开始较早，但由于茶叶主要产于南方，在政府的监控下由园户专门组织生产，而盐多由官府控制，且多产于滨海，两种商品都是广大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且又都被官府所控制，因而宋代茶盐交易在范围上还是比较受局限，加上盐的运输不甚方便，两者交易的规模并不大。

（三）茶业经济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一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生产部门。尽管各朝各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业的发展总体来说十分缓慢，这是小农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农业虽然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小农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下，向市场提供的剩余产品相当有限，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的色彩始终非常浓厚。从唐代中期以后，茶叶同时作为一种农产品和一种经济作物商品迅速普及，农户向市场提供商品的种类增多了，能力增强了。到了宋代，茶叶无论在经营的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技术方面，都远胜过唐代，茶叶逐渐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市场热销的重要商品之一，茶业已经不仅是一种农村副业，还成为了一种日益规模化、规范化的商品生产体系。

茶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与粮食作物是有很大不同的。宋代茶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密切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促使农产品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壮大了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份额。以傅筑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宋代社会的主要变革就是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提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茶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宋代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茶叶生产高度商业化这种经营性农业迥然不同于农民的自耕自给。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茶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商品经济的成熟度，丰富了商品经济的内容，更加深了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密切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独立体，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需要相互依赖、分工明确的大社会共同体，虽然这种变化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显得不那么起眼，但它代表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的孕育。宋代茶业经济的发展显然缩小了自然经济的地盘，人们围绕着茶叶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不断突破之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狭隘的关系圈，社会交往程度越来越复杂。由于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产生，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而生产方式的改变最终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其他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在宋代，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社会成员众多，消费群体愈来愈大，茶叶也逐渐成为市场上一种十分流行的大宗商品，无论于民生还是国用均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受到了茶业经济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说宋代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重心的南移与茶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全面研究茶业经济，对认识“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和当时的民风民俗以及茶道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宋代茶业经济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既是一个进一步认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的全新视角，也可以借古鉴今发现中国茶业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茶业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某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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