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叶生产者

宋代，茶叶在国内成为不可或缺的大宗商品，并且是茶马贸易与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与此相适应，宋朝的茶叶生产可谓在唐朝基础之上的异军突起，不但茶叶生产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还出现了以茶叶生产为主业的茶园户。茶叶生产从最初的自给自足阶段，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典型商品生产特征的活动形态，这一方面有赖宋朝对商品经济的重视，另一方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茶叶属于一种多年生且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不需要每年栽种，只要培植得当，一次栽种可以获利几十年，民间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类的谚语。正因茶叶与粮食作物相比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唐宋以后很多农户便意识到种植茶叶比种植粮食更加有利可图。于是，一些以粮食生产为本业的农民，逐渐将手中的资源分出一部分用于茶叶生产，但依然以粮食生产为主业，茶叶生产只是作为副业，这类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便是宋代茶园户的前身。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九首》中有“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己闲当采茶”，说的就是农桑活忙完之后，农户在闲暇时间从事茶叶生产活动的情况。宋朝还有“折税茶”这种纳税方式，指的是农户的田税可以用茶叶折算，这应该是针对兼营茶叶的农户而言的。同样，无茶者也可以他物代替，“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相关政策的放宽，农民对种植茶叶的顾虑降低，加之茶既可折税又可直接进行集市贸易，面对茶利诱人的收益和茶叶市场的逐步完善，一部分农民干脆放弃了粮食生产，转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这些人就成了最早的茶园户。至此，茶叶生产在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从副业向主业的转型，茶叶生产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茶叶生产的专业户人数与日俱增，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群体。《梦溪笔谈》中就记述，鄂州崇阳县的农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有的地方官还针对此类农户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同样是茶园户，其生产规模大小迥异。熙宁十年（1077年）四川地区的茶园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后者相当于从事小规模生产的茶叶自耕农，他们往往是举家之力而作，一般不会雇用茶工，除非是到抢时采茶之际。而年产三五万斤的茶园户，多为地主性的茶叶生产者，掌管着大范围的山林茶场，直接的茶叶生产和采摘多交给雇工完成。宋代茶园对雇工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大，在缓解社会压力的同时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宋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年）曾指出，茶叶的生产“须更得人手制造……皆是贫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二）茶商

茶商在茶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起着纽带的作用，其中又分为贩运茶叶的行商和设点专营茶叶的坐商，随着茶叶加工的发展、消费市场的扩大，这些茶商逐渐成为一支稳定的商业队伍，来往于茶叶产区和各大中转、终端市场之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的拓展程度和接受范围。

宋代茶商在唐代日益增多的基础上逐渐向网络化发展，形成更加严密系统的茶叶交易体系，从收购、运输到销售环环紧扣。茶商的资本量很惊人，宋代实行榷茶，官府几乎控制了所有茶源，先是低价向园户买茶，然后高价把茶叶批发给商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商人必须向官府纳钱或物方能购得茶叶，官府也唯有依靠向茶商售茶才能实现盈利。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两者结成的事相互依赖，共同剥削茶叶生产者、消费者和运输者的伙伴关系。他们一方面是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围绕着如何瓜分茶利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宋代茶法的频繁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博弈的表现。在这种共生的利益关系中，茶商取得了丰厚利润。宋代江西路、荆湖南北路茶，也“皆系巨商兴贩”。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大茶商田昌从舒州的太湖场“算茶十二万，计其羡数，又逾七万”。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在福建至京师的商业大道之上，“何客掉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万车夕载，西出玉关，北越紫塞”。茶商的活动使沿途变得喧嚣，这是一种经年累月的影响。宋真宗，大众祥符八年（1015年），王旦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综上可见，宋代茶商的数量之多、资本之雄厚。

在宋代的茶商中，还有一种类似于“包买商”的茶商。包买是一种商人操纵生产者的方式，茶商为了得到稳定的茶源以及扩大自己的收购范围，鼓励茶农多为自己生产茶叶，采取一种事先预付茶款甚至工费的方式，令茶农有条件去雇用工人为自己生产茶叶，出产后按照新茶的价格连本带息偿还一部分费用，这样一来，茶商就利用资金的渗透实际控制了茶叶的生产领域。彭州地区就出现了这种形式，“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这种做法甚至被宋朝政府所借鉴，对施行榷茶制度的影响也颇大，如广泛采取了“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入茶，谓之本钱”的方法采买茶叶。但姚治中先生在《论北宋茶叶禁榷制度》一文中认为，这种划分理论依据不充分，认为这种附带有超经济的政府强制行为与商业信用有本质的区别，也并不是包买商的经营方式。而且，当时所谓的商业信用和雇佣现象都是在禁榷制度的前提下运作的，“预付本钱”只是禁榷制度的一种操作方式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普遍认为包买商的活动只有在自由通商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由于资料匾乏，现今能看到的材料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发生了类似于包买商的经济活动，只可能是发生在当地茶叶的短期自由买卖时期，而这种包买方式后来被官府加以借用和发挥，茶叶包买这种经营方式也实现了官府取代普通商人的转变，这一方面是一种继承，另一方面是对其自由发展可能性的压制，所以茶叶包买商最终并没有演变成商业资本家。

宋代茶商势力的膨胀是当时茶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时是宋代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化的具体反映，很多大茶商勾结官僚有恃无恐，还有的茶商本身就是朝廷官员，所到之处尽开方便之门。正因为有了这些政治势力作为后盾，茶商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茶商资本也日趋扩大。

（三）经营者(www.daowen.com)

由于宋代茶业经济的空前发展，在民间，开始从事茶叶经营的人和从其他行当转而从事茶叶经营的坐商小贩越来越多，茶商行会开始在市场中发挥垄断作用，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茶叶经营者便更加注重对茶叶经营经验的总结、经营手段的创新，以求能在这无声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赚取更大化的利益。他们开始关注自己茶叶商品的宣传，开始研究区域背景与商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始力求经营方式上的灵活，甚至开始将多样化经营与茶叶经营结合起来，以达到以茶促商、以商促茶的双赢目的。

茶叶广告并非宋代的独创。在中唐以前，茶叶经营者就知道运用广告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经营利润，虽然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茶叶一直处于自由经营状态，但由于百姓饮茶风气尚未形成，茶叶经营者实力分散薄弱，所以茶叶广告一直没有较大的发展，直到宋代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极大改变。广告宣传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商业竞争，而竞争的激烈使经营者需要借用广告这种形式来进行支撑和拓展。

宋代的茶叶经营者在主营茶叶的同时，因势利导，利用自身店铺的名气和优势，从事多种经营活动。例如，有的茶肆会根据季节的变化，经营其他相配的商品，还有的“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撒子、葱茶，或卖盐豉汤”[22]，以适应顾客取暖的需要，“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以适应客人降温解暑之需。再如，许多茶商不仅从事茶叶的转运贸易和批发经营，在实行茶叶专卖制之后，他们甚至开始兼带经营茶叶交易许可证“茶引”之类的批发业务，他们或通过交纳现钱，或通过入中粮草等途径，从政府领到茶引后再转卖给其他的中小商人。

关于宋代茶叶的价格，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信息交流等影响，各地是有区别的。宋代茶分片茶、散茶，茶价无论买茶价还是卖茶价，其价格体系十分复杂，优质好茶与劣质茶叶价格相差悬殊，茶叶等级分明，而每个等级的价格又各不相同。

（四）消费者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自唐朝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唐朝诗人卢全作诗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虽说天子王公饮用的是精挑细选的上等茗茶，而百姓村民只能饮用相对粗制的茶叶，然各得其乐之情是相同的。这是茶叶行业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表现，也反过来促进了茶叶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到了宋代，虽说几经茶禁，但这种饮茶的习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蔚然成风。元代人王祯对茶的评价颇高，他把茶叶当成是灵草，认为对于种植的人来说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饮用者来说可以清神涤气，因而上到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茶叶都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茶叶经济还为国家财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茶叶不仅对人有清神的好处，还能使茶农致富，更重要是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北宋李觏也认为“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茶叶不但流行范围广，受众面也很广泛，“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即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哪个阶层，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饮茶，茶叶在宋代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饮茶之风几乎蔓延宋代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茶叶的消费群体自然也相当广泛。结合古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宋代茶叶的消费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集团的消费群体。唐朝时期，对朝廷贡茶的数量已经不少。据《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十二年五月，朝廷有诏“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直”。可见唐代皇室占有大量的优等茶叶，这些品质上乘的茶叶作为贡茶，不仅满足了皇室成员的消费，也时常以赏赐的形式被赐予那些有功或与皇室亲近的官僚地主。

第二类是商人集团的消费群体。自唐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入宋之后势头依然强劲。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崛起的商人集团势力逐步壮大，很多商人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由于有雄厚的财力作为后盾，富商大贾阶层的生活大多十分奢侈，他们开始追求人格的被尊重，生活品质的提升，并乐于附庸风雅。这些大商人“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追求生活品质和精神上的享乐，这种消费观念同样体现在对茶叶的消费上，如当时的建州腊茶，“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23]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军队兵员等也是茶叶消费的群体，所有这些群体的消费共同带动了宋代茶叶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在茶叶消费的问题上，不单是阶级、阶层因素会影响消费的内容，城乡之间、产茶区与非产茶区之间以及各个政策覆盖阶段之间也会有所区别，茶叶的生产、流通和贸易状况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与消费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环节，茶叶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以及贸易途径的通畅与否乃成为影响茶叶消费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