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业即与茶有关的行业，它不简单是茶的使用，还包括茶的种植、茶的生产加工和茶的销售等经济活动。那么，茶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一种说法是茶业从秦占领蜀地后才逐渐开始向外传播开来。秦人取蜀是在秦惠王后元九年，及公元前316年，这就表明在战国时期茶业就已经存在了，其起源地应为古代的巴蜀地区。从其他一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加以证明，如常壕《华阳国志·巴志》中描写巴地情况说：“园有芳翡、香茗。”这说明人们已开始种植茶树。周武王时期，巴地以茶为贡品。茶既然已成为贡品，可见巴地茶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地的情况时说：“蜀王别封弟葭荫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荫。”人名和地名都以“茵萌”命名，显见他们对“蔑萌”的崇敬之心。这里的“葭荫”到底是什么呢？明代杨慎在其书《郡国外夷考》中说：“《汉志》葭荫，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蔑萌，盖以茶氏郡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那一时期当地茶业的发展状况。据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巴蜀地区是我国茶业的起源地。

茶类物品经历了药用、食用、饮用到茶业的大致历程。作为一种行业经济，茶业从巴蜀之地逐渐向外扩散。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在更多的史料中，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茶”的身影，以及作为一种行业经济，其不间断的发展历程。

秦取巴蜀之后，茶业开始向外传播，但直到唐代以后，茶业经济才真正兴盛起来，形成规模。总体来讲，唐代之前的茶业发展还相当薄弱，茶品并未走进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有关茶业的史料自然也相对较少。关于茶业的记载较为具体的要数西汉王褒的《憧约》，其中出现了“烹茶尽其铺”“武阳买茶”两句。既然是“买茶”，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茶叶市场。总的来说，茶在汉朝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达官贵人和上层僧人的奢侈品，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驱乏解困，于是在寺田里普遍种植茶树，在某种程度上，佛教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到了唐代，茶逐渐成为普通人家的饮品。陆羽《茶经》的问世即是茶业兴盛的写照，其对茶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朱自振在《茶史初探》中说：“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

由于茶叶消费需求量的增加，茶叶生产扩大，茶叶市场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茶叶种植随之走向专业化、区域化、商品化。如安徽祁门县，“且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3]由于茶叶的种植利润较大，茶园户自然会不断增多，种植规模也将逐渐扩大。随着茶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便形成了草市，用于茶叶交易。种茶可获利，贩茶更可获厚利。因此，每当收获时节，茶商即争相到茶地采购，促使茶业经济走向兴盛。

此外，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也是规模较大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志》也记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太平广记》记载，一个都阳安仁里的百姓叫吕磺，他“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磺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作为一普通百姓，经过多年的贩茶经历，其能够在广陵与富商大贾结交为伍，可见茶叶利润之丰厚。《唐阙史》中也记载，河南富商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www.daowen.com)

伴随着唐代茶业经济的兴起，一系列茶业经济政策颁行其目的除了加强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茶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唐代实行税茶、榷茶等政策。据宋人章若愚《群书考索》记载：“茶之有税始于赵赞，张谤继之，岁得钱四十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户部侍郎赵赞条奏：“诸道要津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钱。”但至兴元元年（784年）大赦改元时停罢。贞元年间又复征茶税。诸道盐铁使张谤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

自此以后，税茶成为定制。“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茶税逐渐成为唐代的重要税种，为缓解财政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丰厚的茶税收入，之后的唐政府不断提高税率，严重挫伤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安史之乱后，社会生产不仅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现象也十分严重。穆宗即位后，“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求增收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文宗时期，实行了榷茶政策。据《新唐书·郑注传》记载：“帝问富人术，以榷茶对。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给其直，工自撷暴，则利悉之官。帝始诏王涯为榷茶使。”官府开始垄断茶叶货源和价格，以获得更多的茶利收入。榷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茶叶生产与贸易秩序，招致天下大怨。之后，随着郑注、王涯集团的覆灭，唐代的榷茶政策也宣告失败。之后由令狐楚主持茶政，他改变了王涯的榷茶政策，主张“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

由政府监督茶叶贸易，并仍征茶税。面对茶叶走私十分严重的情况，为使政府财政收入不受太大损失，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严厉打击茶叶走私，既增加了政府收入，又保护了守法商人的利益。唐代茶业经济的发展，茶业政策的完善，使唐政府的茶税收入不断提高。至宣宗大中六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每年收入已超过八十多万贯。茶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唐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对延缓唐朝的灭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政府增加茶税，限制茶园户和茶商的举措，使社会矛盾复杂化，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唐代，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开始用马匹等物品与中原进行茶叶交换，即所谓的“茶马贸易”。唐政府认识到，茶马贸易不仅可使朝廷获利，还可对不产茶的边区少数民族产生某些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在政府的倡导下逐渐发展起来。

据《新唐书》记载：“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文献记载。不过，此时的茶马贸易并不普遍。《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当时的茶马贸易还并非常规事务之属。此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饮茶风气的日益盛行，茶马贸易便不断发展起来。正因如此，自唐代以后，茶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商业经济的发展、边区的社会稳定与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