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振先生在《茶史初探》中说：“唐代，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建中四年为公元783年，已到中唐，经过安史之乱，国力衰微，财政空虚。因此，有人认为茶税的征收是财政紧张所致，但茶税的征收，从客观上来讲是茶业发展的必然，也只有茶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茶税征收才能成为现实，从茶税的征收可以断定，饮茶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征收茶税由唐始，历朝历代沿袭不废。《旧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焉。”又云：“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傍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由此可见，茶税的征收的确有出于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考虑，将茶税专门列出，提高到与盐、铁一样的高度，说明茶税征收后，统治者从茶业中获益极大，在中唐时期，茶树种植和茶叶贸易也是十分兴盛的。

征收茶税，政府受益，而巨额茶税则无不来源于中下茶农、茶商和消费者。特别是政府加重茶税时，中下阶层茶农、茶商利益尽为政府侵夺，于是小茶商们也会铤而走险贩卖私茶。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唐朝政府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新唐书·食货志》云：“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三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可见，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政府对茶税的重视。

茶叶从不征税到征税，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茶业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税源。有学者认为茶叶由不征税到征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茶叶生产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了。

唐代是茶业大发展时期，唐代茶业发展有以下几大突出特点。

（一）种茶技术进步

唐以前，古籍文献中尚无人工植茶记载，人们多饮用野生茶。王洪军先生说：“到了唐代，关于茶树的人工种植和栽培技术，在文献中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载。……《茶经》约成书于公元760年—780年，基本上反映了唐前期和中唐时的茶树种植技术。由于饮茶风习在全国范围内的盛行，大大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和种植技术的进步。在中唐后的一百余年中，茶树种植技术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反映在晚唐五代时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有关种茶的记叙中。”由此可见，人工种茶技术在唐朝才有了重大突破，种茶技术的进步为产区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茶产区扩大，茶产量提高

唐代究竟有多少地方产茶，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孙洪升先生认为结论不一原因有三，首先，茶叶产地一直处于扩展状态中，唐中期的茶产地与末期略有不同，故讨论茶产地时应大体有个时间的界限。其次，关于茶产地的文献记载较为分散，学者们掌握的资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亦不同。这是在产茶州县的数量上出现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需指出的是，在考察茶叶产地时，不应只注重州县的数量，更应结合该地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加以考察。因为一个从事茶业人员众多、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高、茶叶产量多且商品率高的茶叶产区与另一个仅有少数人从事茶业、茶叶产量少、商品率低的茶叶产地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我们更要从量上考察。孙先生指出了学术界对唐代茶产地意见不一的原因，并且指出研究茶产地更要结合茶产量来进行考察。

1.关于唐代产茶区

吴觉农先生考察唐代茶产地，在《茶经述评》中列出了《茶经》中的产茶地，这些产茶地“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个13省自治区的地区，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

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研究了古代茶区的变迁。他认为唐代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各地茶叶生产有很大发展，赣东北、浙西、皖南有一个特大发展，除北方少数地区外，茶树遍及全国的13个省，计42州郡，分八大茶区。

方健先生根据《茶经》及《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中国历史地图册》等考校唐代茶叶产地。张泽咸先生在《汉唐时期的茶叶》中认为“唐五代时期的产茶地区，综合唐、宋人们的叙述，有峡、襄、荆、衡、金、梁等六十九州。”并且在注释中罗列了唐五代六十九州产茶区的资料来源。张先生所认为的产茶六十九州可以看成是晚唐时期产茶区域。

王洪军先生在《唐代的茶叶生产》中认为：“唐代茶叶产地已分布于八道九十八州，分布面积是相当广泛的，而实际产茶州郡恐怕还会超出此数……唐代茶叶产地的分布，已基本具备了今天的规模，从而也可证明了唐代茶叶生产在我国茶叶生产史上的地位……中唐时人陆羽《茶经》记载的四十四州，则可说明初唐到中唐的基本状况。如果把陆羽《茶经》中所载的四十四州，假定为中唐时产茶州郡基数，其余的五十四州便为中唐后百余年间新增加的州数了。由此也能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唐后茶叶生产发展的大体脉络。”

综合方健、张泽咸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唐时期产茶州数在43个左右，晚唐时期产茶州数在69个左右，那么在中唐到晚唐这一百多年间，产茶州数大概增加了26个，增长了60.5%左右。

根据王洪军先生的研究成果，晚唐产茶州数较之中唐时期增加了54个，也就是增加了122.7%。

以上各位茶业研究者有关唐代茶产地研究的结论不完全一致，而实际上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又缺乏翔实史料，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研究者只能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研究不断接近历史原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茶业在唐朝获得了第一次迅速发展，唐朝产茶区域奠定了今天中国产茶区的基本格局。

2.关于唐代茶产量(www.daowen.com)

茶产区在唐朝有了飞跃性的扩展，因此茶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在情理之中。诚如孙洪升先生所言：“与茶叶产地密切相关的是茶叶产量，因为茶叶产地的扩展也就意味着茶叶总产量的增加。同时随着人们植茶经验的积累、生产技术的提高，茶叶的单位产量也在增加，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资料，要弄清唐宋茶叶产量是十分困难的。”[1]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推测出当时茶叶亩产量，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产茶盛况。

唐朝韩鄂在《四时纂要》中记载：“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同一条史料，学者们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王洪军先生认为唐朝120斤约合今143斤，周荔先生认为约合今182.7斤。根据唐亩、唐斤与今亩、今斤的换算：唐宋1斤约合今1.1936市斤，唐代1亩约合今0.783市亩。周荔先生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因此，唐朝茶叶亩产量可达茶叶180斤左右。

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如此描写唐代茶叶贸易的盛况，“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由此可见，唐朝茶叶产量是相当可观的。除此之外，从税收中也能看出唐朝茶叶产量之大。《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唐代茶税之巨也间接反映了唐代茶业发展之盛，茶叶总产量之大。

唐朝是中国茶业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茶产区迅速扩大，种茶技术有了很大改进，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总产量极其可观，这也为唐朝饮茶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

（三）饮茶在社会各阶层普及

饮茶在唐以前就逐步在中下阶层传播开来，到唐朝时，饮茶范围更广。

首先是宫廷大兴茶事。朝廷选择出产品质优异茶叶的州郡定额纳贡，唐朝贡茶州郡有“怀州河内郡、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蓟州蓟春郡、申州义阳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雅州卢山郡”等地。由于皇室对饮茶的重视，茶叶需求的增大，地方贡茶已经不能满足王室的需求，因此，还出现了专门贡焙，第一个专门贡焙是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诸贡焙。

其次，政府机构办事人员饮茶已成为每日必需。《封氏闻见记》记载：“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另外，文人知识分子阶层也是茶情尤切。茶是淡薄名利的象征，茶又能提神助思，文人与茶结缘，不仅日常生活中少不了茶，在作品之中也不吝表达对茶的喜爱之情。文人将对茶的钟情付诸笔墨，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在社会流传，为茶在整个社会中的进一步普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唐时期陆羽的《茶经》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量颇丰的茶诗词歌赋反映了唐时茶在文人生活中所占分量，这些足以说明中唐时茶在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已经相当普及。

唐朝中后期饮茶在平民中也更加普及，“尚茶成风”正好反映了民间嗜茶风气。长庆元年年左拾遗李环奏：“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切。”这说明此时（唐穆宗时期，乃唐中后期）饮茶已与米、盐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了。

（四）饮茶风气迅速传播

1.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饮茶不仅在汉族各个阶层广为传播，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还远传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饮茶习俗由中原向边疆少数民族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唐朝时出现了有关少数民族饮茶的记载。《唐国史补》云：“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漅湖者。’”川常鲁公为唐德宗大臣，可见，最迟在德宗时期饮茶习惯在吐蕃地区上级阶层流传开来。茶助消化、解油腻的功能正好弥补了藏族地区高寒的地理气候和饮食习惯的不足。目前，西藏的年人均茶叶消费量达15公斤左右，为全国各省、区之首。西藏居民对茶的需求量之大可见一斑。

不仅藏族居民饮茶成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亦不例外。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云：“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且敦煌文书中亦有《茶酒论》，这些恰好说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受中原汉族嗜茶风气的影响，养成了饮茶习惯，并且由商人开了茶马贸易的先河。

唐朝是饮茶习俗迅速向边疆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饮茶丰富和完善了少数民族地区饮食结构，从茶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日起，饮茶风气便在少数民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茶叶在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绝不亚于在汉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2.向海外传播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从茶被利用伊始便显示出了其巨大的魅力，茶在中国境内由南北渐，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不仅如此，茶还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朝鲜和日本是最早从我国引进茶叶，并栽培茶叶的国家。董尚胜和王建荣在《茶史》中介绍：“历史上中国茶的对外传播有多种渠道。第一，通过来华的僧侣和使臣将茶叶带往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在互派使节过程中，茶成为随带的礼品或用品，在国与国之间交流；第三，通过贸易往来输到国外。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福建的泉州、厦门一带开始，沿海路传向东南亚诸国、中东阿拉伯部分国家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另一条途径是从我国的华东、华北、西北地区沿陆路传向日本、朝鲜半岛、西北亚各国、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和中东部分国家……当然茶的对外传播也不排除通过民间自发地从我国西南一带扩散到我国的西南邻国，如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朝鲜和日本正是通过僧侣和使节从中国引入饮茶风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