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经济作物种植业中也开始出现了雇佣劳动生产关系。经济作物种植具有技术含量较高，劳动力投入较大的特点，尤其是在某些经济作物的特定生产环节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明清时期，经济作物种植业趋于规模化，种植户的家庭劳动力在某些生产环节难以满足需求，种植户便需要通过雇佣劳动力来完成生产。明清时期在蚕桑业、棉花种植业，以及烟茶蔗生产过程中都出现了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关系。

在蚕桑业生产中，种桑养蚕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刚开始投入蚕桑业者便需要通过雇佣熟练的技术工人，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丝。清代光绪年间，南丰县人赵从佐“由苏浙带来桑种，聘请蚕工种桑养蚕，出丝甚佳”。蚕桑生产中，蚕月最为繁忙，“三四月谓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蚕月的劳动力投入最大，家庭中妇女儿童都要参与到采桑养蚕中来，“春日，蚕事起，妇孺奔走，采桑布箔，昕夕靡皇”。养蚕规模较大的农户，家庭劳动力难以应付，便需要雇佣劳动力采桑饲蚕。在棉花生产过程中，大规模种植棉花的农户在棉花成熟的季节，既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来看管棉花，又要投入劳动力来摘收棉花。清代，光绪年间，江苏上海、南汇、奉贤等县的“木棉，早晚不同，十月侯寒，游手之徒连群攫取，名曰捉落花，于是田户雇人防守，曰赶捉落花，有相斗致伤人命者”。直隶正定府新乐县则在棉花丰收之时，需要雇佣劳动力摘棉花，按所收棉花的重量来发放工钱。“近颇种棉，熟时妇人孺子盈襭盈匡，计斛受雇值，不为无裨生计”。在烟、茶、蔗的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雇佣劳动关系。光绪年间安徽六安霍山的茶商“就地收买，倩女工检提分配花色，装以大篓”。包世臣在其《闸河日记》中记载，道光九年，水陆码头济宁“出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而同治年间，新城县出现了专靠赁田栽烟的“莳烟家”，他们租赁大片土地种植烟草，“合家老幼尽力于烟”，并且还需要雇佣劳动力，由于报酬相对较高，当地“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大规模的甘蔗生产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四川内江县种蔗专业农户，雇佣工人大规模种植甘蔗，“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清代，台湾规模化的种蔗专业户在熬制蔗糖时，亦需要雇佣劳动力，并进行分工协作，以完成制糖。《台海使槎录》记载“部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硖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5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