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商品化程度的加深，经济作物种植业相对粮食作物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优势逐渐趋于明显。然而，农民放弃粮食作物种植而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投资较大，农户为进行持续的经济作物生产必然会产生借贷资本的需求。此外，农户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风险较高，一旦经济作物收益受损，基本的生存便难以保障，只能举债。譬如养蚕户“盖全家恃养蚕以为耕耘之资，蚕荒则田芜，揭债鬻子，惨不免矣”[52]。因此，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一般具有较强的借贷需求。经济作物种植业商品率高，获利性相对稳定的生产特征对借贷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明清时期，借贷资本在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尤其活跃。借贷资本对经济作物生产环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放贷者以预押农产品的形式向生产者放贷生息。

明代后期，江南地区蚕桑业中已经开始出现通过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杭州府余杭县的养蚕农户“乏卒岁之储，缫丝成，贸迁辐辏，质贷之家浚其膏”[53]。可见养蚕农户缺乏养蚕资本，只能以产出蚕丝预押借贷，待产丝售卖完后，先要偿还本息，放贷者“浚其膏”，由此获利。浙江崇德县的蚕农也是采用预借资本的形式生产，蚕丝出售后便要偿还借贷资本。“蚕务最重，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偿”。清乾隆年间，浙江海宁县养蚕农民借债养蚕卖丝获银钱数十两，遗失在商店，店主藏而不还，蚕农求诉“我所遗丝银，系揭债典衣，拮据养蚕而得者”。道光年间，浙江湖州府“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富家实渔利，而农民亦赖以济蚕事，故以为便焉”。明清时期，养蚕农户借贷资本主要用于蚕业生产工具的置备和桑叶的购买。明代万历年间崇德县“育蚕作茧岂徒手博者，饔餐器具皆从质贷，而终岁辛勤，眼昏头白，迨丝缫成，谓卒岁公私取偿，丝市之利，不得独啬”。至清康熙年间，崇德县的蚕农生产所用工具还是通过借贷购置，“饔餐器具皆从质贷”。此外，当养蚕农户所处地区桑叶产量较低或桑叶价格上涨时，养蚕户通过借贷来购买桑叶饲蚕。浙江嘉兴海盐、石门等县“蚕多叶少，为空头蚕，必买叶饲之。轻舫飞槕四出远买，虽百里外一昼夜必达，迟则叶蒸而烂，不堪喂蚕矣”。湖州长兴县“如值桑叶涌贵，典衣鬻钗，不遗余力”。虽然一般养蚕农户借贷资本进行生产，基本能够偿还本息，但也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倘或育蚕失利，未免折栖变产抵偿”。

清代，借贷资本也渗入到甘蔗、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中。广东、四川等地收购蔗糖的商人便向蔗农放贷，康熙《德清县志》记载，在德清的糖商“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家，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广东澄海县“邑之富商大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据光绪《叙州府志》记载，富顺县农户为种蔗而向糖坊借贷现象已普遍，“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江西大庾县农民种甘蔗“至冬至乃收，贫民急不能待，多借贷奸贾，名曰糖钱，利重而价廉”。清代在安徽、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茶叶和烟草生产中也存在农民向商人以未收获农产品作抵押借贷的情况。乾隆年间，安徽霍山县“近城百里尽茶山，估客腰缠到此间。新谷新丝权子母，露芽摘尽泪潸潸”。至光绪年间，霍山县“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牙狯负诸贾子母，每刻削茶户以偿之”[54]。云南普洱“夷人恃此御饥寒，贾客谁教半干没，冬前给本春收茶，利重逋多同攘夺”。可见，商人通过放贷茶农，获利颇丰。嘉庆年间，湖南湘潭的烟草商人“预给值于种烟之户，谓之定山，秋成后成捆发行”。江西新城县，农民种植烟叶所需肥料量大，不得不借债购买。嘉庆以来“粪簰拥挤河上，皆莳烟家借债屯粪，竟以昂价长年搬运”。此外，在苧麻和棉花生产中亦有借贷资本的渗入。江西赣州府“苧布各邑俱有，多植山谷园圃间，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至夏秋收苧以归”。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所载“木棉未登场，已有下壅之费，益以终年食用，非贷于人，即典质衣物”，便反映了木棉生产中借贷资本的渗入。(www.daowen.com)

明清时期在我国局部地区的蚕桑业、甘蔗、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向经济作物生产过程的渗透。这种渗透主要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出现，尤其以商业资本为主，在具体方式上往往是以尚未收获的经济作物作为预先抵押物来放贷给农民。农民将所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具体包括购买生产工具、肥料等。在地域上，借贷资本在经济作物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活跃。资本向经济作物生产环节的渗入表明经济作物种植业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在市场供需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因素下，通过借贷资本来进行经济作物生产的小农家庭面临着更大的投资风险。不过，在小农应对投资风险的调整过程中，也孕育着更为理性和专业化的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