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尤其是纺织业的兴盛刺激了相关经济作物的生产。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棉产区，至清代前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植棉业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明清江南地区丝织业的发展，为蚕桑生产提供了市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但形成了以湖州为中心的湖苏杭嘉蚕桑产区，而且蚕桑业内部的垂直分工和市场分化更为细化，反映出明清江南蚕桑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达，刺激了以蓝靛为代表的植物染料的商品化生产。明清江南商品蓝靛的生产以福建最为兴盛。明清时期，江南的茶叶生产呈现出名茶品种多、茶叶贸易兴盛的特点，并形成了以福建、浙江为中心的商品茶叶产区。

（一）商品棉集中产地

明清时期江南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元明之际，棉花种植在上海县兴起后，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展。明代中叶，松江府、太仓州、通州各县沿江地带遍种棉花，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区。至明代后期，松江、苏州等府沿海沿江的高地上，棉花与水稻面积相当，甚至超过水稻面积而占十之七八。至清代前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植棉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植棉业以松江府和太仓州最为发达。至明末清初，松江府、太仓州商品棉的种植已经普遍，而其发展主要体现在棉田面积的扩大和植棉户的增多。明末，松江、太仓一带的耕地，棉田面积不断扩大，与稻田趋于相当。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便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14]明末太仓州“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原种稻的农民“皆弃稻袭花”，植棉户大增。明代松江府、太仓州等植棉业发达的地方，商品棉贸易兴盛，不但农民依赖种植棉花致富，地方财政也因此富饶。吴伟业《木棉吟》中记载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麇至镇洋，采购木棉，州赖以饶。……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乌言贾，腹下千金过百滩”。[15]万历年间，上海县“邑人藉之，以给衣食”。[16]嘉定县“其民托命于木棉”。万历年间，嘉定县的稻田只占十分之一，棉豆地占十分之九。[17]清代前期，松江府、太仓州的植棉业得到更大发展。部分州县的植棉农户已经超过了种稻农户，棉田面积也逐渐超过了稻田的面积，植棉业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主体。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顺治康熙年间松江府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秔稻等”。[18]褚华《木棉谱》也记载乾隆后期，上海县“邑种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上海县棉花贸易兴盛，既有外来之贩运商人，也有本地棉商。“今邑之贩户，皆自崇明、海门、两沙来。土人惟碾去其子，卖与诸处，以性强紧，不中纺织也。邑产者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19]太仓州的棉花则通过海商远销福建、广东。“太仓净花闻于闽广，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自嘉庆中刘河口塞，专售江右，每岁尚易数万金，故民间殷实之户犹多。”[20]正是由于种植棉花获利远胜过种植水稻，松江、太仓州等地农户改种棉花，至乾隆后期，种棉农户已经超过了种稻农户，如乾隆时南汇县“傍浦种粳稻者十之三，种木棉者十之七”。乾隆四十年，两江总督高晋在《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中便记述“窃照大江以南，……惟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涨沙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同时，高晋还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这些地区并非不宜种稻，而是种棉收益更高，导致种棉者多过种稻者。包世臣也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记载“松太利在棉花棉布，较稻田倍蓰”。

至清道光十三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在《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阴雨歉收请缓新赋折》中也论及“太仓所属之镇洋、嘉定、宝山等县，种稻……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今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地处海滨，收成本属最迟。每俟立冬以后，始可收割。且向来多种木棉，纺织为业。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可见，至清代前期，松江、太仓等商品棉产区农业种植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植棉为主，植棉业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

（二）商品蚕桑集中产地

明清时期，蚕桑业的发展由于受到棉花的挤压而收缩于气候适宜和市场需求旺盛的江南地区。江南蚕桑生产集中湖州、苏州、杭州、嘉兴四府，其中尤以湖州府最盛。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不但桑蚕生产户增多，而且出现了更为细化的垂直分工和市场分化，体现了明清江南蚕桑业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早在宋元时期，江南已经成为全国蚕桑业中心。宋代湖州府的蚕桑业已较为发达。吴兴县“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21]安吉县“惟借蚕桑办生事”。[22]至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的发展仍以湖州府最为兴盛。明代湖州府的蚕桑已经达到“合郡俱有”的普及程度，所产蚕丝远销全国“湖丝遍天下”。[23]明代湖州的蚕桑业已经商品化，蚕桑户种桑养蚕获利可成倍。徐献忠在《吴兴掌故》中论述到“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自看蚕之利复稍加赢”。[24]蚕桑业的丰厚利润，使得“浙十一郡，惟湖最富”。[25]明代湖州府的蚕桑业以归安、吴兴县最盛，至清代湖州府蚕桑业进一步发展，德清、乌程等县也成为蚕桑业生产的中心。德清县“穷乡僻壤，无地不桑，季春孟夏时，无人不蚕”。[26]乌程县南浔镇“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27]清代湖州府蚕桑业之发达，以致农民将各处空地都种满桑树，集约用地，以求最大化的提高蚕桑收入。“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及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28]明清嘉兴府蚕桑业以桐乡、石门两县最为兴盛。张履祥记载“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农民认识到“蚕桑之利，厚于稼穑”，不愿种水田，更趋于开垦旱地种桑养蚕。据学者统计，从明代万历九年至康熙二十五年，桐乡县的旱地有八百三十四顷增加至八百八十二顷，而石门县的旱地则由万历间的六百二十三顷增长到康熙间的二千零七十顷，翻了两倍。苏州府和杭州府也是明清江南重要的蚕桑产区。苏州府在明洪武初年，“七县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株”，至明孝宗弘治十六年，不仅有“农桑二十四万九百三株”，而且产丝万余两上交税。吴江县从洪武年间始种桑饲蚕，至宣德七年，已植桑四万四千余株，亦成蚕桑产区。杭州府的蚕桑业在清代发展迅速，嘉庆间，余杭、临安县“隙地皆树桑、虽田便小径，树低叶茂，植列成行”。于潜县户户都养蚕，而且“蚕熟丝多，乡人多资其利，出息不亚于嘉湖也”。至光绪年间杭州府九个县“皆养蚕缫丝，岁入不赀，仁和、钱塘、海宁、余杭贸丝尤多”。[29]江南地区的蚕桑产地由明末的湖州、苏州两府十余县，发展到湖州、嘉兴、苏州、杭州四府共二十余县，逐渐连片成区，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蚕桑产区。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商品化发展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蚕桑生产垂直分工的细化及市场的细分。明清江南蚕桑业在生产上的专业分工更为细化。蚕桑业由种桑和养蚕两大部门构成。随着明清时期桑树栽培技术和养蚕技术的发展，在种桑和养蚕的内部专业分工又进一步细化。种桑分化为专业化的桑苗育种、栽培、桑叶摘收；养蚕则分化为专业的育蚕种、养蚕、缫丝。蚕桑业生产专业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商品市场。江南蚕桑市场逐渐分化为桑市和蚕市，桑市和蚕市又进一步细化。首先，桑市细化为桑苗市和桑叶市。明代江南，植桑业逐渐拓展，产生了对桑苗的需求，部分农民便以培育桑苗为业，桑苗市场开始出现。《蚕经》记载“有地桑出于南浔，有条桑出于杭之临平。其鬻之时，以正月之上旬”。这表明，明代江南桑苗市场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形成了以南浔地桑、临平条桑为代表的桑苗品种产地。清代前期，湖州府蚕桑业兴盛，有大量的桑苗需求，促使当地桑苗市场的发展。康熙时，湖州长兴县桃城不但出现了桑苗培育专业户，而且商人还设有桑苗行经营桑树苗。“树桑有秧，往多来自桃城。春分后捆载而至，投行发卖”[30]，培育桑苗利润可观，成为部分农民的本业。“育桑秧，一亩可得五千余本，本售三厘，亩可十五六金，乡民多效之，几无虚地，亦本业也”。[31]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种桑和养蚕两大部门在局部地区开始分化。在种桑养蚕分离的地方，养蚕户需要通过购买桑叶来养蚕，而种桑养蚕尚未分离的地方，养蚕户因桑叶不足也会产生对桑叶的需求。江南地区的桑叶市场便应运而生。明代乌程县养蚕业发达，“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32]清代濮院镇的蚕桑业便出现了分离，街巷养蚕户需要通过市场购买桑叶。清代濮院人杨树本描绘当地养蚕户买桑叶景象：“四月中旬，青叶盛开。自晓至辰，放叶接叶，踵接肩摩”。南浔“载桑地狭，所产仅足饲小蚕”，当地养蚕户也需要从外地购入桑叶。清代湖州府桑叶买卖已经出现了赊购、预买等方式。“预立约以定价，而俟蚕毕贸丝以偿者，曰赊稍。有先时预值俟叶大而采之，或临期以有易无，胥曰现稍”。[33]《西吴蚕略》记载桑叶已有专业的经纪人和桑叶行来经营，“蚕向大眠，桑叶始有市。有经纪主之，名青桑叶行，无牙帖牙税。市价早晚迥别。至贵每十个钱至四五缗，至贱不值一饱。”[34]可见，当时桑叶市场发展不但趋于完备，而且桑叶价格遵循市场价值规律，随市场需求变化而起落。其次，明清江南的蚕市细化为蚕种市、成蚕市和蚕茧市。明末清初，蚕种生产已经从家庭自留种逐渐演变成专业的种茧和丝茧，专门的制蚕种业也开始出现。清嘉庆时期，余杭蚕种较优良，便有农民专门制蚕种出售，商人贩运转售。“于收茧后，以厚桑皮纸生蚕子其上，携卖海盐、桐乡等处，其价自四五百文一张至千余文不等，获利甚厚。且有开行收买以转售者”。[35]可见当时余杭地区专业制蚕种和蚕种市的兴盛。明清江南地区亦有养蚕户购买成蚕饲养，成蚕市开始出现。嘉庆时，余杭农民养蚕出售，“乡人牟利，趋之若鹜，每当蚕将二眠之际，各乡买蚕之船，衔尾而至”。嘉庆道光年间，吴县亦有农民“畏护种出火辛苦，往往于立夏后，买现成三眠蚕于太湖以南之诸乡村”。由于蚕茧一般在一周左右便会化蛾而出，缫丝便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缫丝效率低的养蚕户只能将多余的蚕茧出售，而缫丝技术高的农户则可买茧缫丝。明代南浔镇缫丝技术较高，“看缫丝之人，南浔镇为善”，至清代道光间，南浔镇开始出现了买茧缫丝的专业生产者。“绵四五月间，居民竞相营治，或从外方买茧谓之，或有将茧鬻与镇者”。[36]可见，至清代前期，茧市也开始从蚕市中细分出来了。(www.daowen.com)

（三）商品蓝靛集中产地

明清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达为植物染料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明清时期，百姓衣服多以蓝色为主，因而染蓝色所用的蓝靛便成为纺织染色所需的一大原料。明清时期福建、江西、浙江均有蓝靛出产，但蓝靛的商品性生产则以福建最为兴盛。福建蓝靛主要面向江南地区的棉布染坊生产，商品化程度最高。江西、浙江的蓝靛生产皆由福建引入，商品性的生产直到清代后期才有所发展。

明代福建的蓝靛生产闻名全国，“福州而南，蓝甲天下”。万历间，福建蓝靛已被称作“福建青”，“靛出山谷中，种马蓝草为之。利布四方，谓之福建青”[37]。明代福建山区之地皆以蓝草为主要经济作物。“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38]。万历年间，福州府永福县地处万山之中，漳州、泉州、延平、汀州等府之民皆流聚于此种菁。“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倍于田”。[39]至清代，由于蓝靛生产获利较大，福建的蓝靛生产由山区扩展至平原地区。例如霞浦县，“西区平原之农常种靛，清乾嘉间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贩靛而致巨富者”。[40]明清福建蓝靛生产的兴盛以及江南对蓝靛需求市场的广阔，推动了专门贩卖蓝靛商人的出现。明代贩运蓝靛以洞庭商人规模最大。清代乾隆年间福建靛商则建成了行业会馆，靛青贸易街也相应形成。乾隆四十年，福建汀州商人何元瑞建立鄞江会馆，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聚集于此。在靛青会馆旁便形成了靛青街，街南至西洋场，东至参将署。嘉道以前，福建上杭县外出经商者“以靛青业为最著”。乾隆《宁都县志》记载宁都县“西乡几都，菁客盈千”。专营蓝靛的靛商之多，反映出福建蓝靛贸易之盛。江西的吉安府万羊山，明隆庆年间便开始种蓝，“四方商民种蓝其间”。明代成化末年，福建蓝靛传入泰和县，“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买蓝子至者，于是洲居之民，皆得而种之”。[41]此后发展迅速，“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42]。清代前期，江西的蓝靛生产已经逐渐从山区贫瘠之地向富饶土地拓展。康熙《赣州府志》记载，康熙年间赣州府“虔惟耕山者种此，而赣县山谷间尤多”。乾隆《新城县志》描述建昌新城县“田之硗薄者种蓝”。乾隆嘉庆年间，广信府、饶州府“近时江西广饶，不可耕之处，皆种蓝”。至清代中叶，江西蓝靛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江西东乡县形成了近千人的蓝靛墟市，“东北源里多蓝靛，比户皆种，八月中旬，县城墟期，市靛者常集至千余人”[43]。乐平县的蓝靛更运销外省，“往来吴楚市场”[44]。

（四）商品茶叶集中产地

明清时期，虽然江南地区的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皆出产茶叶，但福建、浙江的植茶业和茶叶贸易相对较为发达，江西、安徽和湖南的茶业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有所发展。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茶叶产区主要以福建和浙江为中心。

明清时期，福建以武夷山的茶最为著名。武夷山下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产数十万斤”[45]。福建武夷茶不但销往福州、厦门、香港、汕头等地，而且还出口到国外。武夷茶的出名也带动了福建其他各地茶叶的生产，“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于是有山无不种茶”。清代，武夷山地区已经形成了茶叶集散市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描述到“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46]。此外，福建安溪的茶叶也较为有名，商品化程度较高。明代嘉靖《安溪县志》记载“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47]。乾隆年间，武夷人用先进工艺加工安溪茶叶，使安溪茶叶出口西洋。清阮旻锡《安溪茶歌》记载“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除了武夷、安溪这两大名茶产地外，明清福建其他县的茶业也有所发展，部分地区茶业已成为主导产业。福宁府“茶，郡治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为最”。乾隆《上杭县志》载上杭“凡山皆种茶。多而且佳者，惟金山为最”。宁德县“于今西乡未尝种桑麻，而所产之利，固几倍于桑麻也。其地山陂泊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冈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息不让桑麻”。南平县“新兴、梅西、峡阳、梅南之地多产茶，民以茶为业”。

明清时期浙江的产茶县也较多，所形成的名茶品种也较丰富。据汪孟鋗《龙井见闻录》记载，乾隆年间，浙江著名的茶叶已有“龙井茶、垂云茶、天目茶、径山茶、昌化茶，凡六品”。浙江产茶的州县以杭州府、湖州府产量最盛。明代杭州西湖“南北两山及外七县皆产茶”。至光绪年间，杭州也形成了名茶富阳茶。“杭州之特产而良者曰富阳茶”，富阳每年丝茶的收入就达到十万多金，“丝茶两项，约有十余万金”。杭州府于潜县茶业也兴盛。乾隆时期，于潜县农民以茶叶为主要收入来源，“民之仰食于茶者十之七”[48]。至嘉庆年间，于潜县各山都产茶，所产茶叶“盛行于关东”。当地农民依赖茶叶生存，“乡人大半赖以资生”。明清湖州府长兴、安吉、孝丰、武康四县山区植茶业发达。湖州府所产茶被称为本山茶。“凡湖地所出，概称本山茶”。湖州所产本山茶品质较好，市场销路畅通。“本山茶色绿味薄。立夏前后，竞贩新茶转鬻，捆用布缚，售论缚不论斤，每缚约二百两”。[49]此外，宁波府和温州府亦有茶叶生产出售。宁波府下属慈谿、奉化、象山、南田各县及定海厅均产茶，作为货物出售。据明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府“五县俱有（茶）。乐清雁山龙湫背者为上。瑞安胡岭、平阳蔡家山产者亦佳”。明代，温州府雁山茶叶已经出名，“浙东多茶品，而雁山者称最”。清乾隆时期，《雨航杂记》所记雁山五珍中便以雁山茶为首。明清时期安徽茶叶集中于庐州、池州、徽州、安庆等，安徽以六安州所产六安茶最为有名。湖南的茶叶生产主要在南部州府，尤其安化和新化所产茶叶有名。“楚南产茶之区，尽属西境。长郡之安化，宝庆之新化为尤著”。[50]江西、湖南茶叶的商品化发展主要在清代中叶以后，清初茶叶产量尚小，商品化程度不及福建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