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农业雇佣现象在地域上遍布全国，农业雇佣契约文书格式也规范化和普及，农业雇工被进一步细分为长工、短工、忙工等，这些都充分表明明清时期农业雇佣行为的普遍化。

明清时期是传统农业雇佣关系在各地普遍发展的时期。在明代实际控制疆域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中，除云南、贵州两地外，各省史志资料中均有农业雇佣的记载。明英宗正统二年，户部主事刘喜就上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籽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可见其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以及直隶已有贫民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万历年间所修的山东地方志《滨州志》、记载直隶顺天府宛平县风俗的《宛署杂记》、崇祯年间所刊山东济南历城地方志《历乘》皆有对当地农业雇佣情况的记载。明代后期山西辽州的农民“作息之余，并无生计，近多佣力他乡”。明代江南地区的农业雇佣记载颇多，弘治《吴江县志》、正德《松江府志》《华亭县志》、嘉靖《吴江县志》中皆有对农业雇佣中长工、短工、忙工的划分。嘉靖、万历之际，扬州府“无力受田者名为雇工”，嘉兴府“富者倩雇耕作”。万历年间，秀水县“四月至七月望日，谓之忙月，富农倩佣耕”。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记载，天启初，颖州人张远度买田于颖南，“有田畏徭役，尽委之族，为人佣耕”。长洲人杜遵“家贫佣力，养亲父母”。郴州人黄佐“事母尽孝，佣耕以养”。万历至明末，福建古田农民多流至外地佣工，万历《福州府志》记载，“壮者多佣之四方”。江西南丰县农民则到宁都县佣工。明代四川地区不仅汉人颇多受雇，而且不乏少数民族农民，“冬则避寒入蜀，佣赁自食”。明初永乐年间，广东刘细奴妻伍氏“偕夫往翁源佣工”。明代广西贵县人岑孝子家赤贫，“佣力邻家，以其直养亲”。此外，农业雇佣普遍存在的情况在明代政治、法律以及文学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可见，明代的农业雇佣在地域上已普遍存在。

明代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日用类书《世事通考》《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文林妙锦万宝全书》《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等中均有雇工、雇船只、雇脚夫等文约格式，并且这些契约格式趋于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间农业雇佣关系的普遍。为便于分析，现摘录几种类书中的雇工契约格式如下。

雇工人文约

立雇约某都某人，今因生意无活，自情托中帮到某都某名下替身农工一年，议定工银若干。言约朝夕勤谨，照管田园，不懒惰。主家杂色器皿，不敢疏失。其银归按季支取额，不致欠少。如有荒失，照数扣算。风水不虞，此系天命。存照。

雇工样帖

某里某境某人为无生活，情愿将身出雇典某里某境某人家耕田一年，凭中议定工资银若干，言约朝夕勤谨，照管田地，不得闲戏。主家杂色动用器皿，不至损失。其银约四季支取，不缺。风水不虞，此系天命，不干主家之事。今恐无凭，立此为照。(www.daowen.com)

雇长工契

某里某境某人为无生活，情愿将身出雇典与，某里某境某人家，耕田一年。凭中议定主资银若干。言约朝夕勤谨，照管田园，不敢逃懒。主家杂色动用器皿，不至损失。其银约四季支取，不缺。如有风水不虞，此系己命，不于银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契存照。

从不同通俗日用类书中所摘引的雇工契约可以看出，明代农业雇佣契约的内容和格式已较为统一。各书中所言雇工文约实则皆为农业雇工所作，“照管田园”为受雇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受雇者一般自愿为人所雇，雇期通常为一年，工钱按季支取额，订立契约，以作凭证。《世事通考》《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等通俗日用类书多为书坊面向市场所编，主要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此类书中大多皆收录农业雇佣契约，亦能反映出其时农业雇佣行为在民间的普遍存在。

清代，农业雇佣进一步发展，农业雇佣所涉及的地域得以拓展，此时农业雇佣已遍布全国。根据学者对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部分刑事档案的研究表明，清代十八直省以及东北、西北地区均有雇工命案，而且各省区内农业雇佣现象并非某州某县特有，已趋于普遍。清代十八直省地方志中有关农业雇佣的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清代农业雇佣的普遍。直隶乐亭县“为工居肆者少，代佣受值者为多”。河南邓州人王文秀“佣耕陈氏”。陕西泾阳李白少“佣耕养母”。山西寿阳县“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顺治时，山西霍邱县农民贫困多质子女“计佣值定岁月”。康熙时，甘肃靖远人韩育惠妻子黑氏，在丈夫死后“佣绩以哺孤儿”。甘肃人于一化妻许氏，十九岁丧夫，“佣绩以葬其夫，抚遗子成立”。山东登州府“农无田者为人佣作”。兖州府滋阳县，十月朔“农家皆设酒肴，燕佣人”。宁阳县，十月一日，田主“辞场圃，犒农工”。沂州，十月朔，“农家皆设酒肴，燕佣人，名曰散场”。高唐县“农民之贫者，专恃佣趁”。青州府裴贵妻赵氏“为人佣工”。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记载江苏昆山人雇存儒，贫困无银葬父，又遇邻居失火“存儒负母出，随偕一佣作舁父棺”，可见其村中有人为佣工。江宁府吴县人袁七“佣作数出”。《宁海州志·风俗》载康熙年间，浙江宁海“农无田者为佣作”。光绪《平湖县志·风俗》描述平湖县“田多募佣”。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必预雇月工”。乾隆《金山县志》记载金山县“农无田者，为人佣耕”。宁波府戴樗妻李氏，家境贫困，子稍长便命其“佣工钱塘，以供饔飱”。《太平府志》记载安徽太平府有善做农具的农民冬闲时“挟操作之手而走他方”，至春天则归来耕作。据《东乡县志》记载，康熙时江西东乡县农忙季节农业雇工供不应求，雇主“必先夕而约”，或“未佣而先以值给”。同治《新城县志》记载嘉庆年间，江西新城县因为种植烟草工价较高，“佣者尽趋烟地，而弃禾田”。嘉庆《巴陵县志》记载湖南巴陵县农民难以自给，“无业者往往远去川陕佣工”。顺治《蕲水县志》载湖北蕲水县“最贫者为人佣工”。雍正《四川通志》载康熙年间，四川巡抚采运楠木雇佣农民，“每夫日支米一升，雇工银六分”。乾隆《福建通志》记载漳州府长泰有大姓吴翁，家中蓄童数千，邵武人施宜生“佣其家者三年”。康熙年间，广东香山人毛可珍，为贫民儿女“计其佣值，还诸父母”。广西义宁县农民“贫则佣工以度日”。云南人陈履蕴，“世乱家贫，夫妇佣工自给”。道光《遵义府志》记载遵义府农民正月“雇长年，纠犁驱”。思南府“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

明清农业雇工种类的细分也反映出明清农业雇佣的普遍发展。在明清以前，在民间农业雇佣契约中虽然对农业雇工有“岁佣”或“月佣”之分，但其划分并不严格。明初所定《大明律》中最先使用“雇工人”一词，表明国家律法开始明确雇工人的法律地位。民间则将农业雇工进一步细化，多地方志中便有相关的记载。弘治《吴江县志》“无产小民投顾（雇）富家力田者谓之长工。先供米谷食用，至力田时撮忙一两月者谓之短工”。正德《松江府志》“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忙者曰短工”。正德《华亭县志》“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佣者曰短工”。嘉靖《吴江县志》“若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直者曰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或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曰忙工”。嘉靖时湖州府“无恒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初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清代山东登州府“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乾隆《金山县志》“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忙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而还之者，曰伴工”。山西寿阳县“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综合以上明清各地方志的记载，可知明清农业雇工的种类已被细化为长工、短工、忙工。长工没有田产，长期为人佣耕，工价以年计；短工可有田产，只是在农忙时节受人雇佣劳作，工价以时计；忙工也是在雇主农忙时节暂雇劳力，不过其工价以日计。清代还出现了农忙时节“倩人助己而还之者”的“伴工”，属于亲邻之间的劳动互换，不涉及劳动力的交易，不属于农业雇佣行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忙时节，农业雇工存在着较大的需求市场。《东乡县志》便记载康熙时，江西东乡在农忙时节雇工需求大，雇主必须提前预约，并且“未佣而先以值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