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农业雇佣关系就已经出现。《韩非子》中便有对农业雇佣关系的论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即主雇双方是因金钱利益而发生关系并非源自人情。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齐国闵王被杀，其子法章改易姓名，受雇于莒太史家灌溉田园。至秦朝，“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索隐广雅云：‘佣，役也。’按：谓役力而受雇直也。”从《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这段记载可见，陈胜年轻时，曾受人雇佣而从事农业生产。秦末战乱，农民流离失所，为生计所迫，不乏受雇为农者。秦末王高“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贫徒壁立”，夫妇两人“昼则佣耕，夜则伐草烧瓦”。至汉代，因家贫而为人佣耕者亦见诸史籍。《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京兆长陵人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会稽上虞人孟尝，则“隐处穷泽，身自耕佣”。汉灵帝时期，黄巾军起义，渤海骚动。青州千乘人董永便奉父迁徙至汉阳府“家贫佣耕以养”。即便在边郡张掖的居延县，也有雇工关系的存在。现存《居延汉简》中记载库卒成更“庸同县阳里大夫赵勋年廿九，贾二万九千”。国家行为的农业雇佣在汉代开始出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诏曰：“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战国秦汉农业雇佣关系的出现，多因农民家贫无业或战乱失业，而雇佣关系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其中不乏异地受雇的情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战事频繁，农民流散迁徙。失去生产资料的自耕农沦为地主豪强的依附民，亦有农民寻求雇主以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西晋惠帝元康八年，齐万年造反。临近六郡的流民移入汉川者数万家，这些人便为人佣耕以求生存。李特兄李辅自略阳到四川，向其述说当时的中原地区“方乱不足还，时流民散在列郡，为人佣力，年谷不等”。针对流民大量涌入，李特等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永康年间，石勒流荡在山东，“寄旅平原师劝家，佣耕耳”。《晋书》中也记载石勒“少时常佣耕”。据《宋书·列传·孝义》中记载，南朝宋时，会稽永兴人郭世道“贫无产业，佣力以养”。元嘉初，盱眙直渎人王彭兄弟，父亲丧亡，无钱安葬，便“昼则佣力，夜则号感”。梁朝文人何逊也曾感叹自己“佣耕乏膂力，倚市惮劬劳”。北齐由吾道荣，年轻时好道法，听闻山西晋阳有人会大明法术，久寻始得，此人正“为人家佣力”。《齐民要术》中亦记载皇甫隆教敦煌的农民制作犁、耧用以耕地，“所省庸力过半”。可见此时，敦煌地区已有雇佣劳力从事农业生产。

隋唐五代时期，佣工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生产领域，而又以农业生产中为最多。唐太宗时，尚未为官的王方翼在凤泉别墅“躬率佣保，肆勤给养，垦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畴千亩”。唐武则天时，根据李峤在《谏建白马坂大像疏》中所言“天下编户，贫弱者众，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可知其时百姓为食粮而沦成为雇工者不在少数。唐武则天久视年间，襄州人杨元亮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旧唐书·文苑列传》记载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变姓名于驿家佣力”。敦煌出土的长安三年（703年）文牒记载沙州逃往甘、凉、瓜、肃等州的农民“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好即薄酬其佣，恶乃横生构架”。唐玄宗天宝年间，耕民郑邯，因母亲生病，无钱医治而“佣耕侍疾”。贫民力气足而勤劳者，凭借佣工亦可维持生存。唐德宗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唐穆宗长庆年间，开州里人勾龙义于领县“佣力自给”。迁入京畿盩厔县的三蜀移民有从事市肆杂业者，亦有“趋农桑业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囿，皆募其佣艺之”。五代梁太祖贫微之时，也曾佣力于萧县刘崇家。《十六国春秋·后燕录》记载后燕魏郡人王高“家贫徒有四壁，夫妇二人昼则佣耕，夜则伐草烧砖以卧”。笔记小说中对当时的农业雇佣亦有所反映。《续仙传》记载坊州宜君王老在成仙之前还与所“佣打麦二人”一同打麦。《会昌解颐录》中亦记述徐州陈黑老受雇于人种瓜。《仙传拾遗》中记载九陇人张守珪在仙君山的茶园，每年要雇佣采摘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稽神录》记载陕西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

敦煌出土的隋唐五代雇工契约文书中也有不少为农业雇佣契约。比如，《吐蕃巳年敦煌令狐善奴便刈价契》记载吐蕃巳年，敦煌令狐善奴雇人于“秋七月内刈麦一十亩”。《戊戌年敦煌令狐安定雇工契》记载戊戌年敦煌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雇龙勒乡百姓龙聪儿造作一年，将“所有农具付等，并分付与聪儿”。《甲申年敦煌韩壮儿受雇契》记载甲申年，敦煌乡百姓苏流奴雇效谷乡百姓韩壮儿，“造作营种，从正月至九月末”。在这些契约中雇佣双方皆为平民百姓，地位相对平等，受雇者与雇主间的关系相对于魏晋时佃客与豪强地主间的依附关系大为减弱。(www.daowen.com)

在政局动乱时，农民贫困流离，“佣力”“佣耕”成为谋生的常态，而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则希望通过归还农民土地，使其能稳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唐代农业雇工的普遍存在，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唐代政令便透露出国家对民间农业雇佣行为的关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五月诏曰：“旧债亦宜停征，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以下者，任依例程。”《唐大诏令集·置劝农安抚户口诏》描述北塞西陲，大军之后，“水旱相仍，浦亡滋甚。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听逃户归首诏》曰：“黎氓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榆枌，转徙他土，佣假取给，浮窳求生”。唐懿宗咸通十五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诏曰：“度支所奏处分，如尚踵前必举朝典制，置新岁酒钱，其户贫破者，州县不令破户或卖柴佣力以纳税”。《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曰：“客且常惧，归又无依。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依人而止，或佣力自资。怀土之思空盈返本之途。”政令对民间农业雇佣的关注，既表明当时农业雇佣普遍存在，又预示着农业雇佣上升到国家层面。唐后期，官田（如内苑稻田）便开始采用和雇的方式，雇佣平民来耕作。唐宪宗末年，“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封建国家也逐步成为农业雇佣关系中的雇主。

宋代，传统农业雇佣关系不仅在地域上有所拓展而且有了新的动向。在传统农区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农业雇佣关系依然存在。河南寿安人张绎“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安阳人制飞“尝为人佣耕”。南宋时尚属边疆之地的四川茂州，当地之丁“半市人无月给，半有为夷人佣耕者”。山东青州北海人郑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乡后“家贫佣耕”。宋南渡之后，大量人口的南迁以及江南农业的开发，带动了江南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乾道十年春，湖州城外大钱村，农民朱七“为人佣耕”。《夷坚志》中记载江西饶州有农民“朴纯无他技，唯与人佣力受直”，以每日三十钱的价格为人所雇以舂谷。宋代文人诗词作品中对佣耕的关注也从侧面体现出此时佣耕之普遍。唐庚《南行祭江渎文》中有“不能与田夫野老佣耕南亩”。张嵲所作《避贼》记载，为躲避贼寇而入深谷“已与农父言，佣耕事田畴”。朱松“仅成旋劾以不堪，虽复佣耕而何憾”。赵蕃《晚晴四首》记载：“三十六中第一策，脱却世故甘佣耕”。范成大《后催租行》记载“佣耕犹自抱长饥”。陆游《闲游》记载“迷途每就佣畊问，薄饭时从逆旅炊”。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农业雇佣有了新的动向。前代受佣者多为无田而佣，宋代有田而佣者明显增多，其因既有因土地出产不足以供食，亦有利用农闲时节增加收入。宋代颍昌人杜生，虽有田三十亩，“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蔡襄《奏蠲漳泉兴化丁钱疏》言“南方地狭，人贫终生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他所”。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具有一定的农闲时节，宋代已有农民利用农闲时节外出雇工，以增加收入。宋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吸引商人投资农业，雇工经营经济作物。比如，临川人王明在市肆贸易经商“资蓄微丰，置城西空地为菜圃”，自己无暇管治，便“雇键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将自给有余的蔬菜向市场出售。此外，宋代还出现用出卖劳力所得钱财进行再次投资以求获利的新情况。元和初，洛阳村王清“佣力得钱五鐶，因买田畔一枯栗树，树将为薪，以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