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至宋以常平仓、义仓为基础的国家农贷活动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灾荒年份维持农业再生产的基本借贷需求，但随着常平仓、义仓的废置变迁，农民并非能长期稳定地通过国家农贷获得急需的生产物资。在常平仓、义仓废弛时，农民只能通过民间农贷来获得所需的生活生产物资。即使是在常平仓、义仓制度完善时期，由于地方与国家利益的分化，导致国家农贷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而出现“要么是强制农民均摊，要么是最不需要钱的人最能贷到钱”的国家农贷悖论。在这样的国家农贷制度运行下，真正需要借贷的农户反而难以获得贷款，这也就为民间农贷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以放贷获利为目的民间农业借贷也有了新的变化。

隋唐至宋民间农贷的放贷主体进一步增加，在放贷个人方面，除了国内的官员、地主、商人、富户、僧侣外，还增加了边疆少数民族和外籍商人。唐代国家国际化程度较高，外族内迁，大量“胡商”“蕃客”在中原经商放贷，连外国使臣也从事放贷业。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检括久留长安之西域使人达四千人，他们“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右龙武大将军李惎积债数千万，又因“其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唐朝廷承认外国商人放贷的合法性，使得外籍商人在华放贷更盛。至文宗时“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44]。唐宋时期，民间放贷机构也进一步发展。唐代出现了僦柜、邸店、质库等民间放贷机构。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因两河用兵，府库不支，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www.daowen.com)

可见，僦柜为民间抵当借贷的机构，为后世典当雏形。从官府强借僦柜质钱、封存其钱柜和粮窖而引发百姓罢市看来，唐代百姓通过僦柜借贷者应不在少数。唐代官员已在民间私设邸店和质库放贷生利。唐政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下令“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邸店出卖商品是其基本业务，但政府禁止其出举放贷，表明其时已有部分邸店在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兼营放贷。至唐后期，朝中官员在地方通过开设质库放贷获利，政府也明令禁止。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已后，并禁断”。宋代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开设质库更为普遍，汴京、临安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是质库最为集中的地区。民间借贷机构的发达也催生了受雇经营质库的职业者“行钱”，他们受雇于开设质库的富商大贾，为质库主管理经营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