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繁。农业生产既要应对水旱等天灾，又要遭受兵灾的破坏，农民生活困顿。这一时期的国家农贷只在部分地区得以延续，农民因生产生活而产生的借贷需求多通过民间渠道得以满足。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农贷的放贷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有地主、官员、商人等。由于各地方割据政权储备有限，在灾荒年份，官员或富人助官放贷的行为明显增多。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水旱灾害频发，政府仓储仓赈恤不足。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北魏孝庄帝建义年间，殷州刺史樊子鹄，为抗旱救民，“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北齐文宣帝天保中，苏琼任清河太守“郡界大水，人灾，绝食者千余家”，苏琼便“普集部中，有粟家自从贷粟，以给付饥者”。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农贷的抵押品趋于多样化，贵重衣物如“白貂坐褥”，活者如“黄牛”，甚至债务人妻儿皆可为质。南齐时，虞愿赴晋平任太守，就发现前任太守放贷予民，对不能偿还债务者“质录其儿妇”。[42](www.daowen.com)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农贷的借还形式也有了新变化，以往借还多为借物还物和贷钱还钱，南朝宋时出现了贷钱还物的形式。大明年间刘休祐在荆州“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籴此米，一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悉如此。”[43]刘休祐放贷短钱一百而要求借贷农民在丰收后，归还市价一百钱一升的上等白米一斛。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斛合百升的量制换算，农民相当于归还了市价万钱的米，债主获利百倍。因此，贷钱还物的借还形式出现，还是以出贷者获取暴利为目的的。此外，在借物还物的形式中，出现了利息以他物代偿的现象。南朝宋元嘉时期，王玄谟“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即以梨代偿贷布之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农贷借还形式的多样化充分体现了民间农贷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变通的形式往往是以保障放贷者获利为前提的，借贷农民处于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