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民间农业借贷已经出现。《周礼》中借贷被称之为“贷”“取予”“同财货”，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以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从《周礼》中所反映的西周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理来看，西周时期的民间农业借贷行为应已出现。至春秋时期，民间农业借贷现象趋于普遍。这一时期，既有农民因赋税沉重，迫于生计而产生的生活性借贷，又出现了为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生产性借贷。春秋时期，各国征伐混战，农民负担沉重。“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在面临国君横征暴敛时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缴纳赋税“倍贷以给上之征矣”。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为了趋时抗旱，保障农业收成，农民只能通过借贷来雇人农作“倍贷以取庸矣” 。因而，管仲认为在调查国情时应“问邑之贫者人债而食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齐桓公时，管仲曾派人分赴齐国四方，调查各地以放贷为业的“称贷之家”和负债贫民“受息之氓”，统计出当时齐国“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38]而在齐国这三万家负债者中，大部分为从事渔业、林业等农业生产的贫民。春秋时期，民间农贷出贷物既有实物形式的粟又有货币形式的钱，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的利率不一，但总体偏高。就齐国而言，实物借贷利息，在齐国东方“其出之中钟五釜”，利率 50%，而在西方“其出之钟也一钟”，利率达到 100%，实物借贷的平均利率达到 75%。货币借贷利息，齐国北方“其出之中伯二十”，利率为 20%，而南方“其出之中百五也”，利率为 5%。货币借贷平均利率也为 12.5%。相比西周时国家农贷平均利率 18%而言，春秋时民间农贷的利率总体较高。

战国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盛行，民间农业借贷亦有所发展。战国时期，地主和商人逐渐成为民间农业借贷的主要放贷主体。战国新兴的地主贵族拥有土地和雄厚的资本，并且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向农民放贷谋利。例如，齐国孟尝君便向薛邑农民大量放贷以取息养客。冯谖至薛收债“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39]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富商大贾，商人也将商业资本投入民间借贷，司马迁在描述战国时期商人经营活动中便有“子贷金钱千贯”。战国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商人将放贷对象聚集在拥有土地的农民身上。农业的生产性以及土地的抵押，使商人更乐于将资本放贷给农民。战国时期，商人放贷已经普遍使用契约券书。商人放贷时与农民签订借贷券书，写明土地等作为抵押物。然后将借贷券书一分为二，债务人执左券，债权人执右券。若负债农民到期无法偿还高额利息，商人便“操右券以责”，将土地等抵押物收归己有。山东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后便放贷取利，“贳贷行贾遍郡国”。

秦统一后，确立了中央集权式封建统治的基本架构与形式，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新兴的政治制度，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战国至秦朝时所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汉代得到应用，促进了汉代农业的发展。汉代延续秦时的重农政策，不但积极推行各项政策来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逐步将国家农贷常态化，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汉代国家农贷以实物形式为主，只能缓解农民在非正常年份延续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不能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农民便通过民间农贷来获得所需资金。此外，由于汉代仓储有限，大范围的灾荒发生时，国家农贷也难以满足所有农民的借贷需求。因此，汉代民间农贷依然有所发展。汉代民间农贷的来源依然主要是地主和富商，汉代的王侯和官员也加入放贷者的队伍中来。汉初，丞相萧何曾“贱贳贷，以自汙”。东汉光武帝之舅樊宏“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东汉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此外，汉代民间农贷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灾荒年份，国家农贷难以满足灾民所需时，国家鼓励官吏富豪向农民低息放贷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和生产所需，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汉武帝时，山东水灾，大量农民受饥，虽然“虚郡国仓库，以振贫民，犹不足”，所以汉武帝“又募豪富人相贷假”。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贷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在灾荒年份，政府鼓励民间农贷并非为了推动民间农贷的发展，而是在国家农贷难以应对灾荒时，发挥民间农贷的辅助作用，以保障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在灾荒年份，民间农贷受到朝廷的鼓励以配合国家赈贷的需要，这是汉代民间农贷发展的新情况。其次，汉代开始对民间放贷者征税。始元六年规定，“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皆免侯”，即王侯等放贷者皆需将出贷金额报官以交纳相应的税收，违者将受处罚。[40](www.daowen.com)

再者，汉代民间农贷活动中出现了借贷中介人，居间作保者和为人起债者，为放贷者奔走以获利。光武帝时，桓谭便指出“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富商大贾放贷时，中等之家的子弟居间作保担信，但从“中家子弟为之保役，受计上疏，趋走俯伏，譬若臣仆，坐而分利”来看，“保役”更多的是为债主提供放贷收息服务，并从中获利。此时的“保役”与后代民间借贷契约文书中的“保人”相差较大。汉成帝时，谷永论述其时有人“至为人起责（债），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可见，为人起债者实为放贷中介，通过与富贾者合作，从中牟利。汉代民间借贷中介者的出现反映了汉代民间借贷的盛行。汉代民间农贷亦签订契约，以人身自由为抵押品已见于汉代民间农贷契约中。西汉千乘人董永，“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可知，汉代已有农民因无法偿还借贷而质身为奴。汉代国家为了防止高利贷盘剥农民，对民间农贷利率进行了限制，“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无过岁十一”。但在实际的民间农贷中，放贷者出于谋利和转移借贷税收的考虑，利率往往更高。汉代史籍中不乏对取息过律者惩罚的记载。汉武帝时，刘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汉成帝时，刘“坐贷谷息过律免”。[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