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汉代为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社会农业第一的政策目标和原则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的。

（一）政府积极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即“劝农政策”

历代王朝在经济领域都大力倡导农业的绝对领先地位，提倡以农为本。汉代政论家贾谊指出：农业的地位十分重要，“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就是说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农业为根本。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给以各种优惠。他建议的农业优惠措施，一是政府要减除这些人承担的各种赋役负担，让农民们专心致志从事农业生产。例如，汉朝常常“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二是政府要通过多种方式对在农业上有贡献或生产粮食多的农民给予奖赏，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三是政府要把各地农业生产的好坏当作对各级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汉王朝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各级地方官吏也多有劝农之举，诸如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改良技术等。

（二）政府实行“贵粟政策”，即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政策

政府实行“贵粟政策”，绝不仅仅是从国家重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这个角度来说的。它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政府的基本价值观，即农业既然是财富的唯一来源，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应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较高的政治荣誉。许多政治家都深刻地论述过这一问题，以汉代晁错为例，他说：“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23]利用人们求福避祸的心理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实行“贵粟政策”，使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同生产贡献紧密联系起来。

（三）政府对农业生产实行轻征税收的政策

轻征农业赋税是传统社会政府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往往也成为人们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之一。征收农业赋税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即农业本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它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农业始终是传统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既要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维持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转，就成为传统政府赋税政策的基本前提。汉代“约法省禁，轻田赋，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24]。后又改为三十税一。这种轻征农业赋税的做法，时常成为后世王朝所效法的榜样。

（四）政府限制迁徙权和职业选择，确保劳动者专心务农

农业生产能否正常进行，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的结合是否稳定。如果农业生产者频繁的迁徙和职业选择的频繁波动，将十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例如，西汉政府就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外流或从事其他非农经济活动，通过户籍制度和打击流亡的措施，保证这一政策得到切实实施；同时还推动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的结合，对农业人口由狭乡移向宽乡或垦荒实边，都要求通过政府来积极推动和引导。这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终生躬耕南亩，不得有见异思迁之想。这一政策措施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五）政府制定了各种救济赈贷措施、设立常平仓制度

中国的自然条件周期性变动大，灾害性气候时有发生。小农经济组织由于生产规模小、经济力量弱，所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也较低，往往一遇灾害便纷纷破产，条件稍有改善则蜂拥再起。这种极端脆弱性和顽强再生性特点，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因此，传统社会政府总是要承担救济赈贷的经济职能，并设立常平仓以调剂农产品欠丰和农产品价格浮动。

（六）政府长期奉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政策

在传统社会中，工商业者虽然可能迅速暴富，拥有大量财富，但是也被政府视为无关轻重甚至有损于社会生产的行业，工商业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有时甚至受到抑制和打击。商品经济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化价值观念，长期被正统的传统思想视为末业异端。重农轻商、重本抑末、贵德贱艺、重道轻器等政策倾向，像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紧紧地束缚住了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例如，汉代限制和打击工商业成为频繁使用的政策措施，不仅不允许商人取得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还对他们的财富采取赤裸裸的掠夺。汉武帝实施告缗令，一时间引起全国哗然。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如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25]其影响之烈，可想而知。

总之，这样一整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农业化的趋势，促使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日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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