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民很早就选择了农业生活，并借以维持生存。距今10000年前后，原始的采集业就已开始向原始农业过渡。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如河南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以及河北武安磁山、西安半坡村遗址中，都曾有大量的石、骨制农具出土，包括斧、铲、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有窖藏以及所贮藏的粮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有骨耜、木耜和稻谷、稻壳、稻秆，所发现的稻种经鉴定为籼稻，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得到了考古资料的科学印证。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先民部落，都已经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

到了夏商周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农业耕作区域日益扩大，游牧业以及其他非农耕经济活动被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等边陲地区和山区，广大农业区域的家畜饲养业则越来越下降成为农耕经济的附庸和补充。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农业的地位空前提高。周人的祖先曾因善于农耕，后被尊为农神。周人是长期居于黄土高原、以经营农业为主的部落，周王朝建立后，农业也随之成为社会经济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在《诗经》中有许多记述当时农事的诗篇和章句，如《周颂》中仅记述与农事有关的诗就有六篇，《尚书·周书》里也几乎篇篇都有关于农业的文字记录。此外，我们还能从关于井田制的纷繁记述中看出当时黄河流域旱地农田区划、水利灌溉的景象。

中国古老农业的种植结构、耕作形式、交换形式和经营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村落形制、地域分布和空间结构，使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很不相同的发展特点。例如，美国学者施坚雅将地理空间结构和集市市场体系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之中，揭示了中国村落布局的所谓“正六边形”现象，这一理论假设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传统农业经济中村落形制和布局的特点。实际上，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中村落形制和布局还深受农业耕作形式与耕作能力的影响和制约。在传统农业经济形成早期，小农经济分布比较分散，户与户之间的距离也比后来要疏松，这才有了井田制的种种美好记忆和传说，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小农聚居的一种村落形制。到了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的稀缺，小农经济日益走向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人们居住的空间距离缩小，形成了更加紧密的村落形制。村落的出现和密度的增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传统文化成长的广阔基础。

正是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空前提高，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重农倾向。早在西周时期，政府为了推动农业生产活动，形成并制定了一整套“籍田”礼仪。《诗经·载芟》序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的记载，《载芟》一诗记述了各级官员和农人在春日的大田里劳作的景象，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周天子“籍田”的场景。《通典·礼六》记述曰：“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7]讲述的就是在孟春正月，周天子率领诸侯大臣亲自耕田，完成这种典礼，然后全国再开始大规模的春耕生产。这种“籍田”的仪式性意义很大，表示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史册上记载，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竟改成规，“不籍千亩”，遭到虢文公的激烈反对。虢文公苦口婆心地劝周宣王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8]因此“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9]。这种鲜明的重农经济思想是西周社会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www.daowen.com)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文明在中国开始了它辉煌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地推动着农业向纵深发展。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农业文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种植业和植物界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衣食之源。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欧洲农业发展的巨大差别。

春秋以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小麦种植的日益普遍、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的逐渐推广，农业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加之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剧烈变革，也强化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虽是王朝更迭、百代兴亡，但这种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地位却日趋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