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地势平缓、气候适宜，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经济依托。也正因如此，历代政府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不但有利于在分散的农业经营体制基础上建立集中统一领导和政治统治，还有利于中央政府协调和集中全国经济力量，加强对江河湖泊的管理和治理。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东方社会的这一特点，认为东方社会由于对河流的利用和治理，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很强的负责公共工程的职能和部门。美国学者魏特夫更是把中国视为“治水社会”，不过透过中国许多古老的传说，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治水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黄河被称为母亲河，它一方面给两岸的居民创造了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不断泛滥给人们带来洪水灾难。相传尧舜之时，洪水为患，鲧、禹父子接受尧、舜的指示开始治水，鲧治水所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堵”，但最后失败了，后由其子禹继续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3]。大禹终于通过采用疏通和止塞相结合的办法，治理了河患。可见，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个社会功能，就是组织人民治理黄河。因此，黄河、长江不仅孕育了中国的农业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

中国独特的地形条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和北方，巍峨的山脉和高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而在它的东方和东南，则由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所环抱阻隔。这种地势特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近于封闭的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地理圈，使我们的先民很少与外界交往，并且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自己文化鲜明的个性。这种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还通过以下几方面表现或折射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农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日趋走上单一发展的道路，各种影响或干扰农业经济生活的外来因素被降到了最低点；其次，这种地理环境也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得以开拓和发展，形成了一条由西而东、从北向南的轨迹，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三次农业化的演进历程；最后，这种地理和文化特征，也使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着重于融合与统一，大一统是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

中国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农业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的考古发掘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原始种植业就已经开始趋向于不同类型的发展。黄河流域中游由于地势较低、气候温和、黄土疏松易耕，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较为理想的条件，成为北方农业的发祥地；长江流域下游则由于雨水充裕、气候湿热，成为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www.daowen.com)

在中国北方农业生产区域还有一个历史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到，那就是气候的冷暖交替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时期农牧分界线南北游移、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角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角度来看，中国北方传统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存在着一种胶着状态。气候的周期性冷暖交替导致了北方传统农业与畜牧业的伸缩变化，周期性摇摆的农业和畜牧业分界线是中国传统经济起伏波动的诱因。大概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就向南推延数百里，伴随着耕地变为草原，游牧民族就会向南发展；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1℃，则草原更适宜于耕种，农业民族就会向北扩展。几千年来，西北农牧分界线总是在长城内外胶着进退。到了明清时期，政府总想运用制度来稳定农牧分界线。明朝政府主要运用在北方驻扎强大的军队来确保整个控制版图内农业的稳定发展，这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朝政府则主要通过加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合来实现农牧分界线持久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