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组织学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在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关系方面，许多学者都曾进行了阐述，陈江（2010）指出，一般意义上，组织学习具有持续发现新知识的能力，所以将会增加组织能力以至于改善组织绩效，因此，组织学习对组织绩效存在正向的影响[131]。Hubert（1991）认为，组织学习通过提高企业内部部门和组织员工之间的合作来提升组织绩效[57]。Baker和Sinkula（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与企业的各项绩效指标均呈相关性[9]。Slater和Narver（1995）认为藉由新知识的发展，并利用新知识对现有的组织行为进行修正，以提升组织绩效，并且，组织学习对顾客而言，是有价值的，通过学习，可以更好地帮助组织了解并满足其顾客的潜在需求，最终提升绩效[112]。除了以上学者以外，Teece（2007）也提出，组织学习提升了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为调整并改变企业既定的规则和战略提供了基础[115]。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提出以下假设：

H6：组织学习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献研究表明，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对组织绩效都存在显著影响。March（1991）指出，利用性学习着眼于对企业现有知识、技能的挖掘，随着企业经验的累积，企业的活动规模会得以提升，并能在短时间内为企业带来稳定的回报；而探索性学习则表现为对新知识的搜索，这种搜索会促进企业寻求新的有用整合的可能性，因此能带来长期的竞争力和未来的收益[83]。一些实证研究，例如朱朝辉（2008）[186]、毛茜敏（2010）[152]也已证实了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不同维度的划分，本书提出以下假设：

H6a：利用性学习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利用性学习对非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c：探索性学习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d：探索性学习对非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组织规则可以增进组织的效率（March，Simon1958），而其负面功能会阻碍吸收新知识和抑制组织学习[4]。Slater和Narver（1995）曾明确指出，单圈学习并不涉及组织信念、规则的改变，而只是因应市场信息而做反映，因此可能对投资报酬率等组织绩效的效率项目（财务性指标）影响较为显著，而双圈学习除了会进一步对组织信念、规则做调整，而且所需的知识层次较高，所以可能对组织绩效的效能项目（非财务性指标）的影响较大[112]。而黄俊元（1997）在对多位学者开发式学习（exploitation）、探索性学习（exploration）的文献进行回顾后曾明确指出：探索性学习主要是以双圈学习，即打破现有的组织规章、限制、进行创新；而开发式学习主要是以单圈学习，即在现有的组织文化、架构之下，进行创新[135]。因此，可以合理推得以下假设：

H6e：相比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www.daowen.com)

H6f：相比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

（2）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的平衡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企业许多方面形成了竞争关系。它们不但对组织的有限资源形成竞争，同时还要求不同的心智模式和组织结构与之相适应。因此，两者对组织都非常重要，组织既需要利用性学习来确保现在的生存，又需要探索性学习来保障未来的存活，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

March（1991）指出，“从事于探索活动而排斥利用活动的适应性系统，可能发现它们受制于高昂的试验成本而收获不多的境地。它们展现了太多的新创意而太少的独有竞争力。相反，过于重视利用性活动而排斥探索活动的系统发现它们正处于次优的稳定状态”。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好两者的关系，都有可能会导致“能力陷阱”，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两者是否能取得平衡，学者们观点不一。一些学者从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相互竞争的对立观点出发，认为两种组织学习方式在资源上的争夺以及思维模式、组织模式、组织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当企业同时追求两种组织学习方式时，利用性学习与探索性学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绩效的影响将会是负向的。例如，Menguc和Ahu（2008）就认为，两者对应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差别很大，要整合两者需要高昂的成本，因此，追求两者的平衡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Tushman和O’Reilly也认为，如果企业无法管理好两者之间的竞争性，两者之间可能会存在负的交互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很少由企业能够成功地同时从事利用与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协调的。但他们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虽然存在潜在的对立性，但是，随着企业边界的相互渗透，多种外部资源的使用攻破了内部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朱朝辉，2008）。因此，这两种组织学习方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除了存在某种程度的排斥外，还存在回归和共同演化的关系，组织可以同时开展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Zollo和Winter，2002[129]）。Jansen，Van和Volberda（2005）进一步从组织设计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组织设计，取得两者的平衡[63]。

实证方面，Filiou（2005）对传统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两类企业同时进行对现有知识的利用和对较新的互补知识的搜索，从而支持了成功的企业可以通过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动态协同，适应变化的业务环境的需求的观点[41]。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5）的实证则表明，利用性和探索性战略对组织绩效（销售增长率）具有积极的交互作用，两者的平衡（包括在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上得分都较高的平衡和都较低的平衡）可以提高组织绩效；而两者的不平衡（得分差异比较大）对组织绩效会产生负效应[13]。刘景江、陈璐（2011）针对国内152家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较高（较低）的探索性学习需要较低（较高）的利用性学习与之相匹配，实现两者的高低协调才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147]。Bierly和Daly（200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18]。

可见，学者们在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的平衡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方面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书提出以下假设，拟加以验证：

H6g：两种组织学习方式之间存在着平衡互动的互补关系。

H6h：两种组织学习方式实施程度的差异与组织绩效负相关，差异越小，组织绩效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