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于20世纪40年代基于“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假设提出了行为人决策理论。相较于古典决策理论认为人是绝对理性的“经济人”而言，该理论认为，绝对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决策者要综合考虑实际决策中的动机、认知、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是有限理性的。这一理论的假设更符合客观实际和真实的人的行为决策机制，因此迅速在心理学、社会学、消费行为学等领域得到发展。

Sloman（1996）、Stanovich等（2000）在研究中提出了行为人决策双系统，这是行为人决策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其中，双系统包括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和理性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双系统理论假设的这两个推理系统运行特点完全不同，又相互影响，帮助行为人做出最终决策。

Kahneman（2003）、Neys（2006）、王朝云和程丽（2017）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双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启发式系统主要是行为人根据自身的知识和信念来进行决策，反应迅速、自动运行、具有关联性，决策结果相对难以被控制、被修改；而理性分析系统主要是行为人根据自己的逻辑习惯来进行决策，反应缓慢，需要行为人进行资源计算，具有慎重控制性，决策结果相对比较灵活，具有可修改性。

Petty et al（1999）在双系统运行效果的研究中发现，启发式系统和理性分析系统共同影响决策结果。当两个系统的方向一致时，启发式系统会自动成为决策默认系统，并迅速提供决策结论，这种情况下的决策往往在理性和直觉上都是最佳选择；当两个系统的方向不一致时，在实际情境中占有优势的系统就会成为决策竞争的获胜者，并最终控制决策的结果。(www.daowen.com)

国内外研究表明，启发式系统往往在竞争中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Stanovich等（2000）提出，当两个系统的方向不一致时，理性分析系统会对启发式系统的决策结果进行修正。Ferreira et al（2006）提出，理性分析系统在认知出现负荷增加的情况下，其决策过程更容易受到影响。孙彦等（2007）、郑君君（2016）在研究中发现，启发式系统存在加工速度快、不占用或者少占用心理资源、依赖于直觉、易受刻板印象等特征的影响，决策人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决策的结果，但对于决策过程往往意识不到；而理性分析系统虽然运行速度慢、占用心理资源多，但更遵从思维逻辑和规则，它依赖于理性分析，不容易受到干扰，且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都能被清晰地意识到。

Tversky et al（1974）在研究中发现，启发式系统是决策中默认的占优系统。Kahneman（2003）提出，决策人在决策过程中主要依赖直觉，且受直觉规则约束。在客观情境下依赖于直觉进行决策的方式被称为直觉启发式决策。根据决策人对经验、信念等提取、使用方式的不同，直觉启发式中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可及性启发式（Accessibility）、模拟启发式（Simulation）、锚定启发式（Anchoring）。虽然决策者的直觉启发式系统可以通过相似性、关联性的经验来减少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但是有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失误。

在国内外学者对直觉启发式决策的研究成果中，Petty et al（1999）提出，决策者可能因为低动机水平导致出现认知懒惰或者因信息加工高负荷而出现认知繁忙的情况，而理性分析系统很难对直觉启发式系统出现的非理性偏差进行纠正。Loewenstein（2000）从情感心理学的角度提出，高动机、高情绪的状态会减少决策者对其他方面思考的可及性，更容易唤醒当下相关情感、需求的注意，也就是决策时情感占优的情况。Epley和Gilovich在2004年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启发式系统因为加工速度快，所以直觉判断往往领先一步，而理性分析系统对结果更深一步进行理性调整（Adjustment），但是这种理性调整往往又存在着不充分性。Epley和Gilovich又在后续研究中排除了认知繁忙和认知懒惰等因素，发现调整仍然存在不充分性，决策结果仍然有非理性偏差。张慧玉、李华晶（2016）对创业者的决策实践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相比于冲动错误（Rash Error）而言，决策者更容易出现谨慎错误（Cautious Error）。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得出了直觉启发式决策存在的局限性，即因为认知的有限性、情感影响及理性调整不充分的情况，反而更容易导致决策出现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