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文第五章所提出的假设检验大部分都得到支持，假设检验与实证结果如表6-23所示，之后本文将对这些结论逐条进行讨论。

表6-23　假设检验结果

（1）资源互补性与关系资本

资源互补性对关系资本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一结论意味着获取资源是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主要动机之一，而拥有互补性资源的潜在合作企业往往更具有吸引力。常荔，李顺才，邹珊（2002）指出，互补资源所形成的协同效应提供了增加价值的机会，进而促进联盟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降低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将使产生于互补性的潜在价值消失。联盟伙伴之间的资源互补性越强，不仅能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提高运营效率，更能够提升联盟企业建立和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意愿，包括增强互信、促进交流以及提供更多的关系承诺，从而提高战略联盟中的关系资本存量。该结论表明组织特征层面的资源因素虽然在联盟成立之前就已经确定，却能够对联盟成立之后的合作过程产生影响，揭示了资源基础理论与关系理论的内在联系。

（2）环境不确定性与关系资本

本书同时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于关系资本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关于其主效应，我们共提出两条假设，均得到支持，这表明：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因此联盟内部关系资本的积累或者损耗势必都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包括动荡变化和敌对竞争的要素。当环境较为动荡时，投入多的关系资本将可能被锁定在特定关系结构而无法自由进退，联盟企业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会选择扩大其关系网络范围并且减少关系资本的投入，因此环境动荡性对关系资本具有负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当环境敌对性较高时，联盟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此时更需要从内部获得盟友的支持。提高关系资本将有助于稳固合作关系的形成，并且降低监控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以共同抵御外部压力。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联盟伙伴只有互相扶持、同舟共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存活下来，因此环境敌对性将促进战略联盟关系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环境之于关系资本的作用是复杂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维度对其作用方向可能大相径庭。(www.daowen.com)

关于环境不确定性对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本书共提出两条假设，其中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得到支持，这表明：动荡的环境不仅对战略联盟关系资本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还会抑制互补资源的积极作用。这与Afuah（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该论文对计算机生产商智能终端生产商联盟进行研究后，指出在技术革新速度很快的环境中，生产企业不应该投入所有的联盟资源与一小群特定的供应商建立强关系，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技术浪潮下即使联盟企业有着互补性的资源，过多的关系承诺不仅难以撬动互补资源的经济杠杆，还可能因为锁定效应失去竞争优势。此外，本书还假设环境敌对性对于资源互补和关系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然而分析表明虽然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反映出其影响的趋势，然而这一效应并未达到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互补性资源对于关系资本投入的促进作用很强，并不会受到竞争环境的影响。无论外部市场环境竞争程度如何，企业都希望与互补性较强的盟友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关于环境敌对性的调节效应，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关系资本与联盟综合绩效

关系资本对于联盟综合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关系资本是由交流沟通、互相信任与关系承诺三个要素构成，其对于联盟综合绩效的积极影响也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深入的互动与沟通有助于增进企业对联盟目标、职责与任务的理解，提高行动的协调性以及响应速度，并且提高联盟成员之间信息和知识的共享；第二，信任作为控制机制的有效替代，在降低谈判和控制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合作效率、解决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关系承诺反映了联盟企业对于合作关系的重视程度，通常表现为提高长期专有性资产的投入，而一方的承诺使得另一方产生道德责任，从而开展互惠互利的行为，这些效应对于联盟综合绩效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关系资本除了对联盟综合绩效具有直接影响之外，还在互补资源与联盟综合绩效的关联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联盟企业之间的资源互补性能够提高联盟综合绩效，这一结论也已经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但是本研究发现其作用是通过提高联盟关系资本存量而产生，否则互补性资源的优势得不到发挥。企业的互补性资源只有嵌入在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之中，才能对联盟综合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当联盟企业有意识地努力创造和提高关系资本时，资源互补性对于联盟综合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将进一步得到强化。综上所述，关系资本通过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两种机制创造出独特的关系租金，从而提高联盟企业的综合绩效和竞争优势。

（4）权力依赖性对于关系资本作用机制的影响

本书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权力依赖性假设，即关系资本对联盟综合绩效的影响受到权力依赖的正向调节。这一发现对于非对称联盟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当联盟企业之间权力地位不对等时，其从关系资本中获得的收益（关系租金）也会有所不同，而联盟企业都希望提高这种收益，因此如果从提高关系租金的动机出发，企业有动机寻找与自己地位相似的企业结成联盟。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比如Podolny（1994）发现投资银行在联合发行高风险债券时，倾向于与自己有着相同地位的投行结成联盟。地位较低的企业更加依赖合作伙伴，因此通常期望对方能够投入更多的承诺，如果这种预期得不到满足，其自身也会降低承诺的投入，Chung等（2000）认为这种期望的不一致也是导致地位不平等联盟合作无效的原因之一。权力依赖的不对称可能造成强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因为其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控制或者欺瞒弱势方（Morgan and Shelby，1994），而弱势方对其信任也会随之降低，造成关系资本的损失。然而，这不意味着建立非对称联盟不可行，相反，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对称联盟（比如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公司与湖北省民营企业九州通集团之间的联盟、中国电信与UT斯达康的联盟等）。这一类联盟更需要注重合作关系的维护，强势企业不能因为自己处于权力高地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长期来看对联盟综合绩效不利。此外，任星耀等（2009）研究显示，强势企业增加专用性投资以及鼓励弱势企业参与计划和决策过程有助于降低权力依赖的不对称性带来的弊端。

综上所述，来自于组织特征层面的资源互补性和来自于外部环境层面的环境不确定性分别对关系资本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影响，而关系资本通过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的双重机制提升联盟综合绩效，并且这种正向的作用会因为企业所处权力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联盟企业权力依赖越高的企业，关系资本对其联盟综合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